千锤百炼40载

    2005年，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主任陈铮和我谈起民国史，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而他始终强调一定要做好的，正是《中华民国史》的出版。

    《中华民国史》的研究、编纂工作，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1956年，国家首次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十二年规划。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曾经亲历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吴玉章等人，提议开展民国史研究。1971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民国史研究列入全国重点出版规划。随后，此项任务交由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史学家李新，受命领衔组建研究团队，民国史研究工作正式启动。1973年元旦后，李新和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李侃谈妥，《中华民国史》的出版交由中华书局负责，编纂方与出版者的合作从此开始。

    直至2009年底，经过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多次联系，得知书稿未完部分进展顺利，中华书局遂决定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将整部民国史一次性推出。除了纪念辛亥革命，缅怀先贤，这也是给主持其事的前辈学人、出版者及学术界一个圆满的交代。随着编纂方交稿的完成，《中华民国史》作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工作进入倒计时。

    作为有着百年历史的老社，中华书局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也有足够的实力和完备的制度应对各种复杂的大型项目。为了保障项目如期保质完成，书局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小组，成员汇聚了老中青不同年龄层的编校人员，足足二三十人，确保了从审到编，再到校，直至最后的统稿、核红等每一个工作环节的畅通无阻。

    《中华民国史》书稿形成的时间前后跨度40年，作者百余人，队伍庞大，各卷成书于不同时期，反应不同时期的认知与研究水平。因此，针对如此复杂的书稿，确定学术规范及审稿技术规范，是工作的重点，而审稿技术规范又是重中之重。所以，工作一开始项目小组就拟定了详细的体例，但在具体编辑过程中，又要根据不同卷册的特点，加以适当变通，人名、地名等都要通盘考虑。

    起初项目组成员一个月开一次碰头会。到2011年，改成每周一次，大家一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具体负责项目的三位责编，更是每天都要碰头讨论，敲定一个又一个问题，甚至细微到一个用字一个标点，反复斟酌，一再求证。只要是关乎书稿质量的，哪怕再小的问题都不敢掉以轻心，力求精益求精。昨日甘苦，终于换来今日近2100万字的皇皇巨著。

    《中华民国史》漫长的出版过程，体现了中华书局前辈们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和对文化传承的坚守。40年间，参与编写工作的李新、李宗一、孙思白、姜克夫、彭明、夏良才、周天度、朱宗震等先生先后辞世，中华书局参与出版工作的李侃、何双生等前辈也已故去，我们年轻的一代是踏着他们的脚步收获果实的。在第三届政府出版奖中，《中华民国史》榜上有名。我虽忝列责任编辑，却不敢有一丝半毫的沾沾自喜。

    夜深人静之时我常想，自己真乃天下之幸民。适逢其时，我遇到今天这样的好环境，并有中华书局这样强大的后盾，可以顺利地将前人未竟之业完成。苦去甘来，在《中华民国史》巨大的光环下，三年后的今天，当我想起当年的甘苦，想到这个题目，没有感慨，没有自豪，更多的则是深深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