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影响了法国学术界”

    近日，法国马赛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彼埃·卡赛先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汉语，又是怎样走上汉学研究道路的呢？

    卡赛：我的汉学研究之路非常具有戏剧性和偶然性。最初，我在波尔多大学研修心理学，后来觉得对心理学没有太多兴趣，于是转学英语。英语专业的学生必须选修第三外语，我就选择了汉语。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对汉语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于是又转成主修汉语。

    在汉语学习中，我遇到了雷威安先生，他是法国研究17世纪中国文学的专家。受到雷威安先生的影响，我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17、18世纪的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之前，我也一直很喜欢法国和英国17世纪的文学作品。

    记者：我注意到您的博士论文和研究方向是关于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李渔的，为什么您会选择有着“东方莎士比亚”之称的李渔为研究对象呢？

    卡赛：雷威安先生建议我关注并研究李渔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对李渔的研究并不多。不过，随着美国最有成就的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专家之一韩南教授的译著出版，在日本、美国等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李渔。我也试图复原、理解这位作家引人入胜、别出心裁的小说作品。

    我的研究开始于北京大学。在北大两年的读书时光里，我阅读了大量关于李渔的著作。回到法国后，我在巴黎第七大学完成了关于李渔的博士论文。我一直很关注李渔的《十二楼》，我认为这部作品应当被介绍到法国，推荐给法国读者，我现在正在翻译它的高潮部分。

    记者：您翻译过一些中国戏剧和古典小说，比如您刚刚提到的李渔的作品《十二楼》，在翻译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卡赛：我遇到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如何读懂中文文本，而在于怎样还原作者的风格，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译者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却是最难把握的。我认为李渔的风格和法国作家狄德罗比较相似。为了翻译李渔的作品，我读了许多狄德罗的作品，希望可以在法语语境下再现李渔的行文风格与感觉。

    记者：李渔与狄德罗生活的年代相差不到一个世纪，他们分别是中西方戏剧美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中西方戏剧理论相对而言也有契合之处。那么您认为中西方文化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怎样进行交流和对话？

    卡赛：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都是人。中西方在交流中其实可以产生出“第三种”文化。我的夫人是中国人，我又从事汉学研究，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彻底成为中国人，她也不可能彻底成为法国人，这就形成了另外一种交融的“第三种”文化。来自东西方文化的人很难相互懂得彼此的全部，我们只能尽力去了解对方。通过文学作品的译介，通过学习对方的语言，或是到对方国家旅行等等，我们可以更全面、更真实地认识彼此。如果法国的中国人再多一些，会更有助于法国人了解中国。

    记者：法国一直是汉学研究的重镇，而美国的汉学研究在二战后异军突起。与法国汉学所侧重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有所不同，美国汉学更侧重于研究现代和当代中国。20世纪后期，在现代汉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方面，美国对欧洲传统汉学造成了冲击。您是怎样看待这种冲击的呢？

    卡赛：我感觉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在为探索中国文化出力，我们的共同努力使得世界更了解中国的古代和现代文学。单就中国古代文学而言，美国同事的优势在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在学术界更为流通，他们所做的翻译与研究比我们拥有更多的读者。至于出版方面，美国人更倾向于学术论文，而法国人更偏爱翻译作品。

    记者：有许多中国明清小说在19世纪就已经传入法国，《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文学作品在法国民众中的接受度如何？什么类型的中国书籍在法国会比较受大众欢迎？

    卡赛：法国有6500万人口，或许只有几千人会关注中国文学并知道中国文学的存在。莫言的获奖使我们认识了莫言，他的作品在法语世界的译介工作都是由我的同事杜特莱完成的。大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仅此而已。至于说什么类型的书籍最受欢迎，可能还是现当代文学比较受欢迎吧。

    在法国，中国古典文学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倘若还有人对此略知一二，那要感谢译者们的共同努力以及私营出版社所做的工作。比如伽利玛出版社半个世纪以来持续出版一套“认识东方”丛书，这套丛书由艾田蒲于1956年创编，谭霞客从1991年起接手，直至他于2010年底去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皮克耶出版社，它20多年来大约出版了15本中国文学书籍。比起中国古代文学，广大的法国民众还是更喜爱中国的现当代文学。

    记者：汉学家对中国的研究，比如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或是对中国通俗文学的研究，是否会随着中国国力的变化而变化呢？

    卡赛：中国文化的确影响了法国的学术界以及艺术，虽然影响并不算巨大。比如18世纪的“中国热”以及中国风格的古玩的流行；在19世纪一些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传入欧洲，并被译介、改编，对欧洲的文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诚然，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或多或少影响了汉学家对中国的看法。但是，我感觉那些真正的汉学家真正专注的是如何成为中国文化某一领域的专家以及如何传道授业。此外，汉学家的研究应本着客观精神，而不应受中国政治或经济实力的影响。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美文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套丛书——“中国书房”。这套丛书主要是中国古代经典作品，由程艾兰和马克负责编纂。它的出现绝不是受到中国现今国力增强的直接影响，而是法国汉学一直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成果。出版社和研究机构没有理由只因如今中国经济腾飞就将精力都放到现代中国国情以及文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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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埃·卡赛（Pierre KASER），法国马赛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亚洲研究院中国文学翻译数据库项目负责人，学术期刊《远东印象》主编。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17世纪至18世纪中国古典通俗文学、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在法国的翻译和传播情况。主要翻译作品有李渔的《无声戏》等三部明末清初的世俗小说，以及2013年出版的《扬州十日记》。(本报特约记者 刘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