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贤人，何以群贤毕至

    据《战国策·燕策》记载，燕昭王继位之初，采纳大臣郭隗建议，构筑黄金台，拜郭隗为师，以此招揽天下英才。于是，乐毅、邹衍、剧辛等贤能之士，从他国纷至沓来，士争凑燕。对此典故，后人多引以为鉴，将其上升为规律性认识：“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如今已成为领导者和社会公认的用人导向。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的创造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从被用者——“贤人”自身这个角度进行考察，就会别有洞天，对“群贤毕至”这一现象及其产生原因的认识就会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用贤也会变得更为自觉。

    上世纪四十年代，留学于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并获得博士学位的钱三强，在其夫人何泽慧的协助下，因首次发现重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而声名鹊起，名扬世界科学界。为此，建国伊始，当中国科学院成立近代物理研究所时（即后来的原子能研究所），组织上就任命钱三强担任这个研究所的领导。在钱三强的才华、名望和人格精神的感召下，散布于国内外的众多科学家，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东欧和国内著名大学及研究所纷至沓来，“士争凑燕”。赵忠尧、杨承宗、邓稼先、黄祖洽、于敏、周光召等一批科学家，纷纷请缨加盟。仅几年时间，近代物理研究所或原子能研究所，就从建所时的十来人发展到数百人，组成了学科结构优化、年龄梯次配备、知识能力互补的中国核科学家方阵。

    而当苏联撤走专家，我国“596”工程上马之时，作为中国核技术研究基地的原子能研究所，在钱三强的率领下，勇于担当，急国家所急，应国家之需，“满门忠烈”，倾巢而动。他们胸怀为国争光的炽热情怀，自觉地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不惜隐姓埋名，甘愿以身许国，积极投身于研制“两弹”的伟大实践，克服了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用自己的智慧、艰辛和赤诚谱写了一曲曲爱国者无私奉献之歌，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两弹”，创造了世界核武器发展史上的奇迹，为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急需的安全保证。

    以此观之，在新中国核科学的群芳谱中，钱三强无疑担当着领军人——“贤人”角色，而用好钱三强，起到了聚贤作用。这清晰地表明，“群贤毕至”不是一个单向度的问题，而是用贤者和“贤人”合力作用的结果。

    这启示我们，在实践群众路线和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自觉，更多地关注“贤人”，发挥他们的才能，并辅以正确的用人导向，集聚人才。果如此，则“群贤毕至”，事业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