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访秋先生的治学,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最重要的一点是“打通”中国古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这是他的独特之处。
任访秋还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他对每一部分史都写了专史,而且不止一种,这样的情况很少;第二,他研究近代文学是后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他讲授近代文学后于古代、现代文学,使得近代文学的特点更加鲜明,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公认;第三,在治史的时候有上端和下端,上端是源泉,下端是基本立场,所以,任访秋不论是治古代文学还是近代文学,他的立场是五四文学的立场,他把下端当作他的立场,所以他学术研究的当代性也非常鲜明;第四,就是他对我们的启示,我们治现代文学史的人应当通古代文学史和近代文学史,不通等于不具备基本常识。对王飚先生和任访秋先生来说,研究近现代文学史的人,古代文学史是必备的。这是任访秋“打通”三史给我们的启示。至于任访秋近代文学的研究,我认为是一流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晚清是一个过渡时代,这一认识看似简单,却是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命题的先行者。任访秋坚守晚清和近代是过渡时代这个特点,我认为是最正确、最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