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直觉是一个全新的文本,写法极为独特:不见时下最流行的叙述方式,几乎全由闲聊和对话推动,那世态人情,饮食男女,家长里短,耳食之谈,无不真实而鲜活地展现着一个时间过程,一幅流动的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世相百态图。我读时本想弄清时间表,却发现章与章之间,忽而过去,忽而眼前,仿佛乱的,或是有意而为之。更神奇的,是它虽使用一色的上海方言,但不知经过怎样的妙手加工,北方人如我者不但也读得懂,且能读出韵味。后来才知道,这小说最早贴在上海的“弄堂网”上,每天一贴,大受网民青睐、追捧,遂不断与读者互动,牵绊而行,经过统筹,终于积成了现在的文本。它因而有了话本的特征,作者也自然进入了类以说书人的角色。这真是一种非功利的写作,堪称“无结构的结构,无意义的意义”。它好像告诉我们,在上海,近半个世纪,人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时间就是这样被耗掉的。在我看来,《繁花》应是当今最好的上海小说之一,也是当今最好的城市小说之一。
首先,它放弃了惯见的宏大叙事,而走向“细节化、庸常化”地展现生活历史的叙述方式。没有宏大叙事的架构,没有刻意植入政治视角和道德评判,没有直接通向意义和目的性的人为结构,有点随心所欲,写到哪算哪的感觉。它甚至也没有以往城市小说常见的写弄堂里几家几户几代人的命运史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它没有自己特殊的结构方法和深湛的文化内涵。事实上,小说铺开了两条时间线索,一条是上世纪60年代至“文革”结束,一条是上世纪80年代到进入新世纪。两条线索交错并行,时空不停转换,而活跃其间的全是些小人物,男角如阿宝、沪生、小毛、陶陶,女性如梅瑞、李李、蓓蒂、小琴、华姝、雪芝,他们大多经历过阶级斗争年代的窒息,也享受到全民经商年月的宽松,他们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升沉浮降,从最基础的意义上,见证了上海这座古老伟大都市的世态人情之变迁。
人物并不重要,作者并不着力刻画单个人物的性格与心理,而是突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生活情景及日常性,突出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话语方式、情感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方式,写出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名状态”。也可以说,突出的是一个城市的生活姿态,一个城市的味道。小说中,这些来自城市各角落,职业各异的小人物,似乎聚散无因,来去无踪,但谁也离不开谁,或是孩提时的伙伴、同学、邻居,拐弯抹角地相识,构成了一个场,他们相聚于一场场牌局、麻局、饭局中和闲聊场所。他们任何时候都有乐趣,从最早的电子管黑白电视机,说到如今一对法国情侣要拍摄上海故事,从上海特有的“半两粮票”说到如今的豪华胜景,从一架钢琴丢失引出“文革”的沉重记忆。作者引用古希腊哲人说的,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但小说里并不全是欢声笑语,在其背后,也潜藏着生命的沉重感和“人生是一次荒凉旅行”的慨叹。通常的小说,唯恐无意义、无事件,而《繁花》却尽写神侃海聊,貌似写无意义的过程,而意义却正在这里浮现了。不能说,我们没有从小说中深刻地感受到上海从上世纪60年代到今天,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历史性变迁,尤其是,人们心灵和精神的历史变迁。作者的视野是宽阔而自由的,小说不只是男欢女爱,在笑谈中,笔墨涉及到日常生计、成败利钝,兼及国际时事、商贸风云。对于写出鲜活的上海、鲜活的城市这一追求而言,《繁花》找到了最好的形式。
方言无疑是《繁花》最大的特色,所谓沪语小说。它是经过精心改造的方言,非常富于表现力。据懂行者讲,作者将很多上海口头语转化为上海书面语,从音、意上达成与普通话的最大兼容。比如,小说中没有“没有”,只有“无”;没有“站起”,只有“立起”;没有“是吗,好吗”,只有“是吧,好吧”;没有“侬”“阿拉”之类,也几乎不出现“你”。这既保存了上海话,又让北方人也懂。它的特点是,人物在叙述中对话,在对话中叙述,对话也就是叙述。对话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有一个人就“不响”,作为收束。整部小说里有一千多个“不响”。这“不响”意味深长。其实,方言是一个作家构思的家底,虽然呈现出来的是普通话,作者却是用方言在完成最初的构思、刻画,因而至今方言是有潜在生命力的。如仔细读,还不难发现,有些古典的或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语词也闪现其间,如“低鬟一笑”“吐属清雅”之类,并不觉生硬,反而增添都市情调。我认为金宇澄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复活了古典话本小说的写法,又加以先锋性的处理,打造出一种新的有中国气派的写法。
总之,《繁花》是一次令人瞩目的突破。它告诉人们,不仅乡土文学有伟大深厚的传统,城市,特别像上海这样的古老的国际都会,同样有伟大的文化积淀和了不起的精神传统。我们以往认识得太不够了。那种认为只有写荒原绝塞、穷乡僻壤才叫“深刻”,写城市的文学天生就是“轻飘”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金宇澄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挖掘,他成功了。但我认为《繁花》并非样板、榜样,这个文本其实是很难复制的,也不必认为城市小说都得这么写。
(作者为中国小说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