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规范发展难在哪里？

    今年连续几场暴雨，让山东省邹平县明集镇邢家村郭念通的农场遭受了涝灾，800多亩玉米全部绝收。由于享受的农业保险只“保成本”，近两年的投资都付诸东流，想到明年的生产问题，郭念通忧心忡忡。跟郭念通有着同样顾虑的人还有很多。

    今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的概念，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目前，家庭农场在各地迅速发展，然而有关家庭农场的定位、认定、扶持政策等尚不清晰。家庭农场该如何认定？其发展面临哪些问题，扶持政策又该向何方发力？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土地流转成本高，大户融资难

    49岁的郭念通，他经营的农场面积845.58亩，这些土地除了栽种六七亩的树苗，其余全部种粮。农场由他和妻子、女儿、女婿一家人经营。

    建家庭农场，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郭念通以每亩500元的价格流转土地，一年租赁费42.3万元，加上购买拖拉机、收割机和铺晾晒场等费用，去年一年投入资金100多万元。

    这么多钱从哪里来？“之前我做沙发，攒了40多万元。女儿和女婿投了20多万元，其余的是从亲戚那里借来的。”郭念通说。

    和郭念通不同，邹平县明集镇六田村刘颜玲的农场面积360亩，以种植蔬菜为主，建有60个蔬菜大棚。这些土地是她从一户户农民手里流转而来的。

    谈到农场的现状，刘颜玲说她一忧土地，二忧资金。刘颜玲的土地租赁价格每亩1500元，仅此一项，一年费用就达54万元。加上盖大棚、买农资、支付员工工资，已累计投入600多万元。其中，自筹和享受县里的大棚补贴费用占了一半，其余向银行贷款。刘颜玲坦言：“农业项目效益低、收益慢，银行对这些往往不感兴趣，我没法进行抵押贷款。到目前为止只有明集信用社给协调过贷款，贷款主要由两家当地企业作担保。”

    土地不集中，大户融资难成为家庭农场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目前北京周边一亩地的流转年租金已达2000元，而东北不少地区的年租金也近千元。家庭农场从别的农户租种土地，承包费如何消解是个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郑凤田指出，对于土地来说，虽然目前我国有2亿多农民外出打工，但他们家乡的土地大部分没有闲置，在非农就业、户籍、社保、住房等都还没有解决之前，他们不会贸然把土地长久流转出去。从这个角度来看，家庭农场只能在特定地区发展，比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或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周边的城郊。但对那些远离城市、非农就业有限、土地流转比较难的地区来说，家庭农场就很难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非农就业与城镇化的速度将直接决定家庭农场的发展速度，而不能人为地让家庭农场的发展速度超越城镇化与非农就业速度。

认定标准、扶持政策仍不明晰

    当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向规模化、市场化方向转型，是大势所趋。然而对于家庭农场，当前的认定标准和扶持政策仍不清晰。

    虽然郭念通经营农场已有两年时间，但是目前依然没有被认定为家庭农场。“我也申请过家庭农场，但是还没有获批，目前还是按照种粮大户来管理。”郭念通说。

    邹平县农业局局长马兴无说，家庭农场的概念首次出现是在今年中央1号文件中，对其规模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数量标准来界定，由此可能会引发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政策执行、补贴标准等不好掌握。因此，明确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登记办法，制定专门的财政、税收、用地、金融、保险等扶持政策，显得十分迫切。

    和其他农场主一样，邹平县长丰农场主李卫东也很期待扶持政策的落地。由于贷款问题，长丰农场扩建困难。“我们流转的土地性质不是建设用地，无法抵押贷款。加上没有实体资产，抵押贷款难度很大。”李卫东说。

    对此，郑凤田也表示，虽然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并不大，但不可能因此而降低农资投入成本，机械运营的成本也很高，如果家庭农场继续维持传统的粮食种植，利润就很难支付租金，最后的发展方向只能是高效农业，也就是非粮的经济作物。这样的家庭农场如果数量太大，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

    “家庭农场扶持政策怎么定，扶持怎样的品种，都应有所侧重。”李卫东认为，最大的扶持政策应放到带动农民致富的农场上，放到有利于保证粮食安全的农场上。

    当前，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和扶持政策正在研究中。专家表示，今后家庭农场经过认定和注册登记后，才能够获得相关的扶持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贷款和保险等金融支持；此外，对家庭农场还应有项目支持，包括土地平整、水利建设等。

农业保险亟待完善

    据农业部发布的信息，截至2012年底，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共有家庭农场87.7万个。

    一边是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边却是农场保险发展的相对滞后。虽然家庭农场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但同时也积聚了生产风险，现有的农业政策性保险和种粮补贴，在扶持家庭农场健康平稳发展上，难免有些捉襟见肘。郭念通的农场遭受巨大损失就是这一问题的生动写照。“对于我们单个家庭来讲，承受能力是十分有限的，一场自然灾害就可以把我们彻底击垮，如果能有相关的保险政策，我们心里就有底了。”李卫东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发展家庭农场，需要多方面的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通过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降低农民的生产风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险学会理事庹国柱指出，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相较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确有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并不是保额的差距，而是保险方式的差距。庹国柱进一步分析说，美国对农场主的农业补贴分为两部分，其中农业补贴60%，管理补贴20%；而我国对农户提供65%—85%的农业补贴。美国的保障水平高，80%的保险是指全部产量损失的80%，我国则只保成本，相当于产量的30%—40%。今后我国农业保险，特别是家庭农场保险，应逐步改变这种只保成本的做法，真正使农户不再惧怕大灾大难。（本报记者 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