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纪念陶行知

    194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接到周恩来从上海发给党中央的电文，电文报告了陶行知先生去世的消息。毛泽东十分悲痛，沉思良久，随后拿起毛笔，饱蘸墨汁，凝重有力地写下了“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毛泽东”。此后，延安党政军民学、社会各界联合召开了两千多人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毕生从事教育，追求真理、与时俱进，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一生，是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一生，是心系人民教育并作出重要贡献的一生。他崇高的理想信念，优秀的道德品质，强烈的创新意识，矢志不渝、百折不挠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所展示出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高尚风范，将永远镌刻在我们心中。

勇于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教育

    陶行知原名文濬，后改知行，再改行知，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黄山脚下歙县黄谭源村。

    1917年夏，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归国。此后近十年，他一边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授、教务主任，一边花大量时间在城乡各类学校开展调查研究，在自己的办学实践中不断剖析旧传统教育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民众的弊端。他尖锐地指出，旧的传统教育是“先生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他提出，新的教育不能只靠文字和书本，而是要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去求取真知，他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陶先生说，“必须彻底改革旧的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教育要做到“教、学、做合一”，其基本精神就是教育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他主张学生要“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他还提出，教育应该是“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教育是民族、大众、人类解放的工具。

    1927年，他舍去教授、教务长不当，拒绝国民政府的高官厚禄，毅然脱去西装、皮鞋，换上布衣、草鞋，来到南京郊区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走出一条彻底改造旧传统教育的道路。陶行知创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崭新教育模式，创造性地实践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中国的乡村教育运动。此后，他又披荆斩棘，克服重重困难，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等。他毕生献身于祖国教育事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优秀人才。

    陶先生的教育理论，很好地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观，正确地分析和处理了教育和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要使教育为振兴中华服务。

全心全意为劳动大众办好教育

    陶先生认为，自古以来培养什么样的人都是办教育的首要问题。他主张学生要从人民中来，再回到人民中去，“学校不是培养人上人，而是培养人中人。”他主张“民主的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教育，为人民自己幸福而办的教育”。他坚决反对办教育只为少数有钱的人服务，主张教育工作者要为劳苦大众的穷孩子办学。

    为了实现这一高尚的信念，从上世纪20年代的青年时期开始，他就心甘情愿放弃城市优渥舒适的生活，下乡为农民办乡村教育：自愿“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他鼓励晓庄师范、湘湖师范等校的学生去艰苦的乡村和偏远的地区为农民办教育，做农民的知心朋友。他认为只有向农民烧“心香”，才能成为“第一流的教育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陶行知先生重视乡村教育工作早有极高评价。周恩来曾高度赞扬过陶行知注重农村工作及发展乡村教育的重大意义。陶行知不仅重视抓农村教育，上世纪30年代还在上海等地一些工人区办工人夜校，在同工人的接触中，他认识到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身教重于言教 关爱学生 教学相长

    陶行知的职业道德，首先表现为坚定的献身教育的职业意识。教师的职业意识，是他的职业感情、职业信念、职业意志及习惯的基础。他撰写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对联，高度集中地表现了他彻底献身教育事业的高尚品德。

    陶先生用毕生精力办教育，与不同年龄、多种性格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他既是孩子的教师、长辈，又善于做孩子的知心朋友。

    陶行知说要教育好孩子，首先要有“师爱”，“我们奋斗的工具是爱力不是武力”。师爱是教师的职业特点和应有的感情修养，高尚纯洁的师爱，能引起师生心灵深处的强烈共鸣，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陶行知在《第二年的晓庄》一文中指出，爱是一种力量，“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

    陶行知的师爱，具体地表现在他对教育对象的尊重、信任，并竭力保护他们，公正地对待他们，施之以最好的教育。早在1930年春办晓庄师范时，他就写了一首《糊涂先生》的诗来提醒教师爱护学生、了解学生，不要轻易对学生下结论，更不能体罚学生。诗中有这样几句话：“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这充分表现了他对教育对象的信任。他认为“当学生的不应当强人从己，也不应当舍己从人。”他常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积极鼓励学生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有的小学生把他的诗句“大孩自动教小孩”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把“读了书，不教人，甚么人？不是人”后一句改为“木头人”。他不仅不生气，反而表扬说“这也证明小孩子有创造力”。

    陶先生是人才幼苗的热心保护人，他推行的小先生制，证明了他对小学生的信任。热情关爱与严格要求是统一的。陶行知始终不忘对学生加强品格修养指导。他说：“真正的训育是品格修养之指导。”他反对“教育与训育分家”，更反对侦探式的训育，主张“善教人者，随事寓教”，“知识品行合一。”他时常教育儿童要明是非、知善恶、辨曲直。他要求教师不仅课堂上对学生负责，对课堂外的活动、休息时间也不能放松管理，以期“使学生不致在休息时间作出恶事”，对犯错误的学生，他总是满腔热情地开导说，“过则勿惮改。失之于前，改之于后，不失为颜回，不失为周处”。

    1940年陶行知在给儿子陶晓光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丝毫妥协。你记住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望你必须朝这方面努力，方是真学问。”

毕生追求真理 坚定不移跟共产党走

    近代中国危机多难，使得“教育救国”成为很多知识分子的梦想。面对当时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社会环境，陶行知勇敢地站在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斗争的前沿，将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于人民教育事业，把普及大众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培育一代人才视为救国之举、兴国之计、报国之志，并以此为己任。

    陶行知一生经历过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国共第一次合作与北伐战争，国共第二次合作与抗日战争。直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再次发动全面内战，在多年的教育与实践、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中，他逐渐地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在上世纪30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中，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特别是他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共产党人的接触，通过书信、电文来往和工作实践，他深信只有马列主义是真理，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振兴的希望。

    在他生命最后的100天里，为争取民主解放反对独裁统治，他奔走呼号，举旗呐喊，光演讲就达100多场。直到他去世前，一直都与共产党的领导人保持着亲密关系，所以周恩来称他是“无保留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本文资料来源：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陶行知教育思想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