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冤假错案重在落实刑事法律制度

    10月12日，河南省高院和北师大举办“冤假错案的预防及救济”学术座谈会。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张智辉说，刑事案件中，侦查人员总会有一种怀疑心理，即“有罪假设”思维模式。最高法院刑三庭庭长戴长林透露，法院要强调无罪推定和证据裁判原则。“现场遗留的指纹、血迹、精斑、毛发等证据，未通过指纹鉴定、DNA鉴定等方式与被告人、被害人的相应样本做同一认定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李怀亮涉嫌强奸杀人一案，先后历经了“七审三判”，最终迎来了真正的生命拐点。应该说，这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刑事司法理念的又一次胜利。和生活一样，人们看到一地碎片，习惯性地认为那是一个碗，却不去考虑是不是一个花瓶。从“赵作海案”到“李怀亮案”，生命险些在种种瑕疵下终结，有罪推定的思维方式显然是一个文明社会所无法容忍的。

    一次犯罪只是污染水流，而冤假错案污染的却是水源。正如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张立勇在“错案警示日”座谈会上所言，无论公安部门如何侦查破案，检察院如何起诉，一个案件的最终判决权，关键还在法院。只要法官把住最后一关，很多冤假错案就能避免。但是，避免冤假错案仅靠法院是不够的，需要公检法机关的共同努力。

    刑事审判生杀予夺，事关公民的名誉、财产、自由乃至生命，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一定要坚决守住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对待错案的态度一定要正确，要从一种错案中去查找它发生的原因，最终填补住冤假错案的缺口，把错案发生率降到最低，守住刑事司法的最后一道正义。为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公安、司法人员要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办案理念，不能想当然认定某一个人就是罪犯，然后按照“犯罪”的“路径”去找证据来证明某一个犯罪嫌疑人就是罪犯。

    二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尤其要特别地重视口供以外的实物证据。在证据当中，相对于物证，人证是不可靠的。而人证当中，被告人的口供又是最不可靠的。所以，“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三是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上的重要作用。辩护制度是现代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一样，共同组成法律共同体。律师的阅卷权、调查权和辩护权等权利是法律赋予的，只要律师的权利能得到保障，尤其是能像重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公诉权一样重视律师的权利，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四是实行冤假错案责任追究制。尽管冤假错案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我国发生的冤假错案也基本上得到及时纠正。但是，冤假错案的危害十分严重。所以，对造成冤假错案的责任，不能仅仅纠正案件本身，还要举一反三，并应严肃地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