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命运与人性的代价

    这是一部期待已久的长篇小说。陈亚珍的这部作品，以山西一个普通村庄为背景，讲述了35个军烈属，特别是那些烈士遗孀们的故事，揭示了这些女人的人生命运，开展了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新中国历史的叙述与反思，彰显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伟大、神秘的历史力量，表现出个人在其中的渺小与无奈，从而产生了人性冲突的巨大的悲剧命运感，反映出前进中的历史本质。

    小说对历史进程的表现，并非直接描写叱咤风云、惊天动地的历史本身，而是始终紧扣一个叫梨花庄的小村故事来完成的，在普通百姓的悲喜人生中铺开叙述。当35条汉子离开家乡，投身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洪流，这个村庄的命运也注定要被这样的历史摆布。当历史把35位烈士送回村庄时，家属们多年的等待变成一张阵亡通知单，但这并不是她们苦难命运的终结，而是刚刚开始。这样的命运伴随她们一生，也给她们的后代带来挥之不去的阴影。她们以无法摆脱的苦难为代价来证明自己作为烈属的存在，来享受作为烈属的一点点荣誉。历史让她们的男人成为了英雄，但现实还要把这些女人们也打造成英雄。她们的男人是为国家为民族成为英雄的，而这些女人却要为她们死去的男人守节，成为男人们的“英雄”。这是很不公平的，也不符合人性，但是这个梨花庄，就让女人们作为牺牲品，来实现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小说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思考历史与人生。更重要的是，小说试图从历史命运里揭示出普通百姓与历史进程中冲突性的悲剧关系，在历史发展的格局中思考人性、人道和人的价值。

    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很愿意思考这种问题，也用很大的比重去表现人性的主题。进入新世纪以后，各种思潮互相激荡，文学思想也变得更为复杂。有一部分作品在反思现当代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时，也更多地强调人性的意义，使主题更突出人性与时代的矛盾冲突关系。按这样的思想逻辑伸展开去，通常会得出否定革命历史的偏激结论。如今，这样的思路也普遍。《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也是在这样一个容易产生偏激的思想时期里反思历史的，但陈亚珍避免了偏激。作为一个女作家，她有怀疑，有矛盾，有困惑，有迷惘，但她没有否定。

    小说一直表现出对“父亲”的情感和敬畏，就表明了作品思想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评价。但作者同时又真实地直面女人们苦难的人生，勇敢地写出她们的人性。小说通过主人公“我”不停地思考与讲述，为女人们悲哀、抗议，把惨淡的人生撕破开来，试图解开这种关系的纠结。当然，作品试图用爱来冲淡历史的痛苦，来复归人性的美好。这是否是对历史的一种好的解释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在寻找正确的思想。这个过程可能比现在就得出结论更具有价值。小说正是表达了作家的思想探索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比其他同类题材的小说更有信息量，更有思想的容量。

    同时，这部小说写出了被历史光芒遮蔽了的女人们的故事，塑造了这些女人们的文学形象。这些文学人物的挺立，超越了作品的思想，让整个作品的主题更加开阔，更加厚重，更加具有时代精神的高度。小说中的“娘”——兰菊是写得非常深刻的一个人物。她的男人是唯一活着回来的。在漫长的等待岁月里，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艰难地支撑着日子。为了报恩，她和九斤叔好上了，还为他怀了孩子。这时，她得到英雄男人要回家的消息。她把肚子里的孩子处理了，这深深地伤害了九斤叔。然而，她并没有与自己的男人团聚，而是得到一纸休书。为了生活，她又只能回过头来希望得到九斤叔的谅解。这是无奈的选择。小说用大量的细节描写表现了这个艰难的过程。最终，九斤叔收留了她并和她厮守终生。而兰菊的后半生，却以失节女人的罪名被人歧视，精神道德受到永久的伤害。

    小说其实是把她当作一个“爱”与“善”的化身来表现的。她尽管严重受到损害，但她仍以良心对待这个畸形的现实。她一直抚养着流离失所的烈士孤儿，从不寻求回报。她以一颗不变的善良爱心承受着历史的命运和现实的打击。作品在这个人物身上注入了人道、人性的理想。正因为她的道德高度，才最具悲悯精神，才最具悲剧的净化力量。

    梨花庄的这些女人，仿佛被一种宿命所控制，所有人的命运都很悲惨。连那些被“娘”收养下来的烈士孤儿，性格也是有缺陷的。作家似乎有些残忍，不让人物放出一点亮色。其实，正是这种坚持，才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强有力的道德批判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叙述人“我”。按理说，第一人称的视角是有限度的，但由于“我”实际上是一个游魂，一个幽灵，可以多角度描述现实，自由进出叙述对象的内心，所以又是全知视角的。她是一个思想者，是一个批判者，是一个命运的叩问者。由于这个“我”的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突然有了一座任意连接的桥梁，进出自如，从而产生了特殊的张力，一下子丰富了所有的关系，有了自己的逻辑，成为了真正的文学化、小说化的历史。如今许多作家总是无法摆脱既定的逻辑关系和思维模式，找不到自己的表达方式，所以就算结论再正确也没有文学新意，更无法有什么思想突破与创新了。而《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则通过人称调整找到了作家自己的表达方式和结构方式。这个调整太重要了，可能一下子会改变和突破长期以来写这类题材的模式，让历史真正进入可被小说整合叙述的结构里。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小说探索创新。

    陈亚珍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小说家。她一向低调寂寞，潜心写作，诚实地劳动，时不时拿出有分量的作品。正是这种写作态度，才使得这部小说与众不同。（作者为作家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