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本土性与交流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正在读大学，同时开始学习写作。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在十年的时间里，西方现代派作品和后现代派作品大量涌入中国。中国的作家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作品。西方作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共时性的，比如，我们同时阅读了乔伊斯、纪德、托马斯·曼、福克纳、罗勃·格里叶和马尔克斯的小说，同时阅读了易卜生、萨特和贝克特的戏剧，以及艾略特和金斯堡的诗歌。虽然这些作家的文化背景、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各不相同，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对他们的接受。

    完全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80年代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史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当时，我的老师和朋友当中，有一大批写小说的人。我们经常夜以继日地讨论这些作品。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记得讨论得最多的，是这些作品的艺术技巧。应该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在1985年之前，中国的青年作家很少意识到文学的本土性问题。当时在青年作家中流传着一句名言：如果把中国的诗人杜甫和英国的艾略特相比，把中国的曹雪芹和美国的海明威相比，被认为是中国诗圣的杜甫和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好像成了外国人，而艾略特和海明威却成了中国人。

    中国作家比较早地意识到文学的本土性问题，是因为受到了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的深刻刺激。一个同样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的成功，促使中国作家关注自己的小说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把随后出现的一批被称为寻根小说的作品，看成是对这种刺激的反应，这种反应即是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重新审视。话可以说得再明白一点：大量地阅读西方小说，使我们迅速掌握了西方现代派小说和后现代派小说的技巧，它有助于我们用西方小说的技巧来表达我们的本土性。

    或许有人认为，承认这一点会让人感到羞愧。我后来看到很多寻根小说作家的说法，他们举出各种例子试图证明，他们并没有受到西方作家，尤其是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的影响。似乎承认了这一点，他们作品的原创性就大打折扣。有时候他们承认受到了一点点影响，但他们同时会指出，另外一些人受到的影响更大，意思是说，他们的原创性要大于另一批人。其实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马尔克斯等人之所以能够写出深刻反映拉美现实的小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受到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刺激：马尔克斯本人就认为，正是因为他在17岁的时候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他才知道了小说应该怎么写。马尔克斯小说里面的那个著名的猪尾巴其实是卡夫卡小说里的那个甲虫的变形。马尔克斯当然也受到了福克纳的影响，福克纳对马尔克斯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大于福克纳对任何一个美国作家的影响。马尔克斯在谈到理想的写作环境的时候，引用的就是福克纳的说法：作家最完美的写作场所是妓院，白天寂静无声，晚上欢声笑语。卡夫卡和福克纳对马尔克斯的影响，削弱了马尔克斯小说的价值了吗？削弱了马尔克斯小说的本土性了吗？没有。同样，福克纳之所以成为福克纳，也是受到了外来文化刺激的结果：如果没有乔伊斯、伍尔夫的小说在前，哪有福克纳的小说在后啊！现在，我在此就乐意承认，我受到了托马斯·曼的小说的深刻影响。

    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对“本土性”的强调，其实饱含着文化的自尊和对抗意识。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强调带有空间意义的“本土性”；而就在昨天，在不远的80年代，我们强调的还是带有时间意义的“现代性”。置身于我们今天的文化环境，我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周围的很多作家和批评家，都深陷于“本土性”的焦虑之中。其实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任何一部作品都无法脱离别的作品而存在。中国宋代诗人黄庭坚早就说过，老杜（杜甫）作诗，无一字无来处，只是因为后人读书太少，就认为杜甫的诗都是原创。很多人都知道，《西方的正典》一书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曾经提出，诗的影响并不一定影响到诗人的独创性，相反诗的影响往往使诗人更加富有独创精神。他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一部西方现代诗歌史就是一代又一代诗人不断对前人的诗歌进行有意的误读、曲解和修正的产物。布鲁姆认为，任何一首诗都是一首互指诗，并且对一首诗的任何解读都是互指性解读，而所谓的诗歌批评，就是摸清一首诗通往另一首诗的隐秘道路。他的话听上去很深奥，意思其实就是黄庭坚所说的那四个字：点铁成金。

    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现实的认识，对我们从事的文学实践的认识，都因为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更加深刻。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使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差异性，看到了人性的丰富性，看到了时代性，只有深刻地感知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呈现本土经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本土性。也就是说，本土性不但不意味着保守，反而意味着开放；本土性不但不意味着要将传统和外来文化看成是“他者”，反而要把它看成是主体性的“自我”。本土性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共生的关系，不是互相取消的关系，而是互相发明的关系。

    我当然能够意识到，我们今天强调“文学的本土性”的意义所在。在全球化的今天，一种文化的趋同性对文化构成了伤害，给人的身份认同带来了危机，“我是谁”这个现代性命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故步自封的理由。如果说全球化是一种进攻性的帝国主义，那么狭獈的本土性，则是一种更加可悲的防御性的帝国主义。对此，我们应该时刻充满警觉。在这里，我愿意引用美国艺术大师约瑟夫·科苏斯对美国文化的一段自省。约瑟夫·科苏斯说：“我们（美国）没有一种真正的国族个性，我们出口我们的地方主义，来改变其他文化，并赋予这种混乱以一种普世性的外观。我们出口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化，麦当劳、可口可乐、希尔顿酒店等等，由于各国族文化纷纷把地盘退让给我们，它们最终失去了对自己有意义生活的机制的控制，由此变得在政治和经济上依附于我们。”这是一个美国艺术家对美国文化的反省。他忧虑的是美国文化只是输出，而没有引进。他错了，美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输出，是因为它一直在引进，从五月花时期对欧洲文化的引进到二战时期对犹太文化的引进，一直到今天对中国文化的引进。

    我刚才讲过，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对西方文学的引进和接受，是共时性的。那种共时性的接受可能是囫囵吞枣的，但它却有可能培养出我们的一个好的思维习惯，即可以共时性地吸收人类的各种文化，以此激发我们对文学或者文化的本土性的认识。而对我自己来说，我现在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能够充分地认识到，杜甫确实是中国的诗圣，他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相比都毫不逊色，而艾略特确实既是美国人，又是英国人；同时我也意识到，曹雪芹确实是中国伟大的小说家，但在今天，只有最不像曹雪芹的那个人，才可能是现在意义上的曹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