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需要自己的节奏

    我坐在巴黎一家十分狭小、贴着灰白色条纹壁纸的宾馆房间里，思考着全球化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朝庭院的窗户敞开着，一群孩子们在嬉戏，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们的说笑，可这声音却让我心平气静。那个给我送来早餐的姑娘是泰国人，那个收拾房间的女子是非洲人。而我明天将会抵达柏林，办理去纽约的签证。这些对我的写作会有什么影响吗？我担心，会的，可是我希望，如果有影响的话，一旦我埋头写作时发现它们，就会竭力拒之门外。有可能，记者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作的，炮火间歇中的战地记者——确信无疑，当孩子们的嘶叫声戛然而止时，这会意味着什么。然而，记者或许只是为这一天写作的，只要有可能存在。

    文学必须坚持那与众不同的东西，信守那独一无二的东西。它需要时间，回忆时间，思考时间，需要自己的节奏，也需要悲伤的沉默和掷地有声的反抗。在一个全球化世界里，不是物欲横流，就是金钱主宰。然而思想怎样呢？信念怎样呢？好的文学就是坚守：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我要表明的。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受到的。全球化会诱惑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怎样能够更好地理解它呢？魔鬼们会低声说：做得越大越好，而且同时做得越轻越好。在艺术市场上，人们已经这样付诸实施，做得越大越轻就越好，仿佛你的工作就是泡沫饼干，很快就会消耗殆尽。我享用了某种东西，可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普鲁斯特呢？因为他把读者领进了一个封闭的、我们只能在这里——在这个由他创作的作品里——领会的世界里。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战争与和平》呢？因为托尔斯泰的这里和当下拥有改变我们的这里和当下、使之具有相对性的力量。全球化的魔鬼诱导我们过早地去思考那书写的东西或者还要书写的东西的影响和战略，模仿一种会让写作变得似是而非和伪虚构的随机应变。仿佛除了那些词语之外，什么虚构、什么揉成一体的可能就不会存在似的。

    在数年之久闭门创作小说《上海，远在何方？》期间，我无意去考虑中德关系那条线索，那复杂曲折的线索。不然的话，我就绝对不会持有这样的态度：用那些受害者的眼光来观察。全球化是既得利益者的杰作，他们的金钱在说话，他们装满商品的集装箱在说话，他们的技术能力在说话。难道除了那些货运单上的语言，就没有别的语言了吗？

    我不相信，如果你能够将一个个作品咔嚓一声驱赶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那里，它们就会变得更好。它们会在旅途上发生变化，顺应各种不同的气候条件，时间区域，思维区域。有时候，我一边写作，一边整天思考着一个缩小化名词，回想起一个我童年时代认识的小孩，并且迷失在无边无际的渺小中。问题变得越来越大，缩小化名字变得越来越小。小小的语言，小小的词语，小小的动物，小小的全球化，小小的乐趣。而中国如此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