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29岁,前19年生活在云南;后十年在上海,读书,然后工作。在云南,我所生活的地方是个叫做施甸的小县,崇山峻岭,道路崎岖,坐大巴车得一整夜才能到昆明,离缅甸倒是近得很,直线距离怕才有一二十公里吧?在施甸,我所生活的地方是个叫做汉村的小村,汉村离县城有十多公里,紧靠东面的大山。靠山吃山,一年四季,村里人都会往山上跑,砍柴、找野果、找蘑菇,割马草。村外都是农田,夏种水稻芋头,冬种小麦油菜,一年四季,有绿意,有花开。这样的描述,是不是很容易让人想到“世外桃源”?
可我知道,云南绝非世外桃源。
在上海这十年,每年我都会回老家一阵。每次回去,都会发现村里或大或小的变化。
譬如,村里小河沟边的垃圾越来越多了。这些垃圾多半是水果、牛奶、果汁等礼品的包装。过去,村里走亲戚,手里不过攥一瓶菠萝罐头,顶多一包萨其马,如今大家手头宽裕了,礼品也随之改头换面。每到年节,家里堂屋的地上总会摆满各种礼品。这些礼品大多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塑料包装很难分解。过去的农村不是没有垃圾,但那是死猪死狗、菜根草灰,堆在小河沟里不久,自然就不见了。
譬如,村里人越来越“讲究”了。去年过年回家,到一户盖新房的人家做客。大盘大碟的菜端上来,有鱼,有肉,有酒,有饮料。三五年前,村里宴会上最高档的一道菜是“炮肉”,是用鸡蛋调和面粉,包住肥瘦相间的猪肉下油锅炸,炸好后再蒸。席上别的菜都是可以添的,唯这道菜例外——因为很“金贵”。可以想见,这道菜总会早早地被一扫而光。可去年,我发现这道菜的风光一去不复返了,它已经成为别的大菜的陪衬,几乎无人问津。与菜的讲究相比,有个小细节更加值得注意。酒菜摆好后,帮忙的年轻人在每个客人前面放了一张叠得齐整的纸巾——让客人擦手或擦嘴。我清楚地记得,前年村里的宴会尚未如此。这或许意味着,村里人对生活的需求,已经不仅仅在口腹之欲上了。
譬如,村里这几年掀起了新一拨盖房热潮。对很多农民来说,一辈子辛劳,就为盖一所屋子。在我小学时候,村里尚有草房,土木结构,屋顶铺茅草。年深日久,茅草乌黑,混结在一起,如同一层厚实的泥土。屋内潮湿阴暗,椽子都被烟火熏黑了。待我读到初中高中,几乎很难在村里找到草房了,多的是土木结构的瓦房,偶尔有人家会用红砖或者青砖代替土坯,外墙用白石灰粉刷。这样的房子,远远看去,白墙黑瓦,很是气派。如果把草房和砖瓦房算做村里房屋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如今盖的房子可是第三代了。这第三代,是钢筋混凝土的,有点儿像是城市郊区的小别墅。
变化还在不断增多。似乎,乡村的方方面面都在向城市靠拢。反之,城市的方方面面也受到乡村的影响。单举一例:乡村出产的蔬菜禽蛋污染越来越重,污染来自化肥和工厂,这都是工业革命的成果,所以,乡村的污染可以说是拜城市所赐。最终,这些被污染的蔬菜禽蛋又大量销往城市。乡村被城市所伤,最终还是要还给城市。
中国当下的写作者——老一辈不去说了,就说我们年轻一辈吧,有些是打小生长在城市中的,更多的,似乎还是生长在农村,却工作于城市。他们了解中国广大乡村的丰茂和贫瘠,也了解城市的富足和迷惘。他们的笔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徘徊,他们笔下人物的犹豫和决绝,正是这个大时代大变动的表现。
写作六七年来,我最初的目光投注在乡村,前几部小说集大部分篇什是关于乡村的。但在刚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动物园》中,关注城市的篇章已占去大半。我的目光辗转于那些辗转在乡村和城市间的人们。他们,在这个时代的大变局中扎根,而我的写作,将要在他们的身上扎根。(作者为“80后”作家,《上海文学》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