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真实”

    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是一本讲述“自杀”的书。在一个叫翁古城地区的自杀死亡名册上，5年里发生了500多起自杀事件，足以引起社会学者的关注。但这不是一部社会学著作，书中故事在社会学意义上都是非典型案例。故事取材是真实的，开头和结尾即作者的进入和退出也是真实的，但整个故事确属虚构。孙惠芬营造访谈现场甚至亲临现场，造成一个非虚构的假象，试图在“信以为真”的基础上展示艺术通达真理的非凡能力。这是给自己出难题：她必须让文学的想象力贴近真实，同时，又不能让过分琐碎的事实削弱艺术的表现力。

    这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事实与真实有什么不同？

    事实具体而实在，是“真”的根基，却也是它的局限。艺术的真实性体现在对事物本质的整体性把握上，统领作品却隐而不见，其性质是形而上的，为想象和虚构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文学写作基于事实并且要求细节的真实，但它的性质是虚构而非客观事实，其基本元素是想象而非判断。因此，它描述的世界比所谓“真相”可能更接近真实。亚里士多德说过：“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身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环境中，文献书写的弊病无处不在，南怀瑾提醒我们：“光读正面的历史是不够的，还要看小说。所谓历史，常常人名、地名、时间都是真的，内容不太靠得住；而小说，是人名、地点、时间都是假的，但那个故事却往往是真的。”

    对此，孙惠芬在创作过程中发现：原始讲述的局限很大，讲述者只能提供一个侧面的信息，心理学的访谈问卷很难打开故事的脉络。有意无意间，她触摸到了事实与真实的不同以及它们之间的依存关系，隐约觉察到：每一个具体的人事都可能成为真实的陷阱，“真”与“实”的纠缠在书写和阅读中会变成审美艺术的障碍。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坚定了她的创作信心，也为想象打开了闸门，如她所说：“是这些丰富而杂乱的非虚构材料，让我有了一次有如在秋天的旷野中奔跑的倾情想像和书写。”可以说，正因为她看到了事实本身的局限，才能自觉而自信地调动起艺术的想象力，在来自良知的心灵拷问中直逼真实，让她“对人生、人性的看法，对生命、生死的感悟”得以更放松更深入地呈现出来。呈现的过程不是天然的，而是思想的结果。

    从事实到真实，是思想行进的目的地，也是艺术表现的一种内在品质，它靠什么实现？哲学靠的是推理，艺术靠的是想象。

    哲学推理的动力是问题，思想在持续追问中深入根底。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元素也有这同样的递进指向，因果关系的追问构成了情节的灵魂。文学的追问不是有序的和抽象的，它用形象取代概念，以恣肆磅礴的想象不断冲击既成结论，为思维的拓展和推进开辟了巨大的空间。

    《生死十日谈》中，人物庞杂却各不相干，除去身在现场的作家夫妇，没有一个恒定的主人公，故事情节是在以“自杀”为线索在持续追问中不断推进的。比如开篇故事“一泼屎要了两个人的命”，讲的是婆媳矛盾引发的悲剧。悲剧发生的场地不是贫瘠的土地，而是生机盎然的田野上一座外表宽阔的院落。显然，这悲剧不同寻常，在饥饿和穷苦之外别有原因。当事人出现了：他是一个死者的丈夫和另一个死者的公公——原本应该是悲痛欲绝的他，看到来访者，本能展示的不是悲痛：“他拉开铁门来到摄像机前，目光扫向我们，却顿时有了精神，仿佛早就知道在某个时候，他就该是一场戏的主角。这令我深感意外。”追问在一连串意外的感受中自然生发，作为情节引线贯穿全书，它的背景就是当下正在行进状态中的“城乡一体化”。在熟悉的故土上生发出陌生感，巧妙地运用了陌生化的创作手段，牵引读者的好奇心，意图很明显：“我就是想通过死者的死，探讨活着的人该如何活着，通过活着的人在如何活着，见证当代乡村生活的真相。”

    显然，在创作道路上，孙惠芬是有野心的。

    30年下来，她在创作中一次次完成了自我救赎乃至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更加自觉地试图以一笔之力拯救日见衰败的世道人心。面对城市化和现代文明弊病，她在精神上坦然还乡，更加自信地利用自己的乡村生活资源，将救赎理念安排在寻常日子里，为严峻的理性追问插上了自由想象的翅膀。想象和追问贯穿全书的始终。在她这里，想象不是幻想，不是凭空而生的，无不来自亲历和她的人生阅历。确切地说，作者是用联想取代想象的：心思在疏离这一现场的同时却在另一个现场落脚……一个又一个现场在叠加过程中不断伸展，由一个个具体的问题递进通达形而上的终极追问。追问潜藏在情节中，它是引领故事深入的线索，答案却不是一个，通过不间断的恣意联想，它有无数个可能的方向。但是，落到实处，结果无非两种：沉淀，向更实在的社会学去；另则，升华，经由提炼，成全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