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人生的基本遵循

    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状态都有两个极端，或为阴阳，或为高低，或为大小，或为利弊，等等。对于一个具体事物而言，通常处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点上，保持着稳定的“度”。“度”维系着事物自身的平衡和良性运行。自古洎今，人在与自然界、社会打交道和自觉修身的过程中真切地认识到“度”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逐步树立了“适度”意识，学会在与天相处、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约束和调整自身的行为，做到目标适度、发展适度、管理适度、劳逸适度、举止适度、心态适度。事实表明，有适度，才会有和谐、优美、有序、健康。

与自然共存，“进退”当适度

    人类自诞生以来，在利用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步学会就地取材、趋利避害，依托自然获取延续生命、养育后代的基本物质资料。几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在顺应自然、适时捕猎和农耕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节制自身的过“度”行为。据《逸周书·大聚解》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为保护山林草木、川泽鱼鳖等动植物资源，大禹时代就规定了春季三个月不允许带斧头等砍伐工具上山、夏季三个月不允许带网罟等捕捞工具下河。

    古代智者将人们长期积淀下来的生存经验上升为对于“度”的认知，将适度思想纳入文化体系。作为中国文化重要源头的《周易》，认为凡事应以“中”为度，反对走极端，强调事物的平衡。《周易·彖辞》指出：“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倡导人运用自身能力，知行知止。《周易·蒙卦》彖曰：“以亨行，时中也。”主张人立身行事应该权宜时中。正确的事，由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和场合来做，就可以达到“时中”状态。孔子进一步阐发了“过犹不及”的观点，认为做事须适度，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物极必反。《论语·尧曰》指出：“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中”即不偏不倚。

    然而，处理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若仅有部分人认识到“度”的存在、恪守适度原理还是不够的。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范围和作用强度越来越大，一些人陶醉于“征服”自然界所取得的“胜利”。恩格斯曾对此提出警告：“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多年间，面对世界人口、经济、粮食消费、资源消耗和污染程度若干年翻一番的指数增长趋势，由美国学者丹尼斯·米都斯领衔的研究团队于1972年完成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向增长无“度”的世界发出忠告：“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以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100年中到来。”这就是一度引起激烈争辩的增长极限论。

    20世纪90年代，世界多数国家的决策者接受了限制无“度”增长、为后代留下发展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思想。1994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的发展战略。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科学发展观，对可持续发展思想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探索是没有止境的，对于万事万物之“度”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科学发展、适度发展要求我们在总结正反两面经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自觉地修正自身违反适度原理的行为。

与他人相处，“智愚”需适度

    个人置身于社会之中，必然要同其他人打交道，交往的深与浅、待人的宽与严、处事的圆与正、利益的舍与得等等，都存在着是否适度的问题。自然事物的“度”通常有量的表征，社会事物的“度”则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因此，做人处事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兼顾权变性或灵活性，需要根据时间、地点、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西汉开国功臣萧何、曹参是沛县同乡。刘邦坐拥天下后，曹参因刘邦论功行赏时倾向萧何而心生不快，便与萧何很少往来。身居丞相之位的萧何没有因曹参冷落自己而排挤他，而是始终看重曹参的治国能力。在他临终之前，极力向继承王位不久的汉惠帝刘盈推荐曹参作为自己的继任者。曹参担任丞相后，认为当朝律令是萧何依据汉高祖的旨意主持制定的，比较完善且符合其时实际需要，用不着另搞一套。曹参执掌朝政期间，“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约束”，沿袭萧何制定的律令、制度治理国家；他对司法和市场的管理非常慎重，认为在执法量刑上应该有弹性，要宽严适度。有官员来同他谈朝政改革或官场亲疏关系，他以酒相待，一醉方休，避而不涉政事。曹参位相三年，国家安宁、经济发展、民众安居乐业，其行事模式被后人凝练为“萧规曹随”这个成语。

    西汉末年，扬雄创用“萧规曹随”，本义并不是批评曹参的为官之道。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曹参很好地把握了法律、法规的稳定性与变异性的关系，没有为追求“新官”效应而另外再放“三把火”，值得赞赏。

    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县令任上，应一位自称“糊涂老人”的隐士之请，题写了“难得糊涂”4个字，凝聚了他对50多年人生阅历的深切感悟：一事聪明不难做到，事事聪明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力求做到大事聪明、小事糊涂，在小糊涂、假糊涂中见大智慧、真智慧，将智慧隐匿于无碍大局、无伤大雅的糊涂之中。在我们看来，“难得糊涂”，难在真正地懂得糊涂，知道在什么时机、什么场合下不该卖弄聪明；难在大智若愚、大巧似拙，把握好糊涂的“度”，在适度糊涂中保存本真、内在的聪明。

运化适度原则，人生方能出彩

    人的一生，无时无刻不与“度”打交道。工作的成效、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对适度准则的认识、利用。适度作为人生的基本遵循，可以运化为军事指挥艺术、领导艺术、管理艺术、言语表达艺术等，能够恰如其分地协调处理好各种关系，让人生不断出彩。

    “兵者，诡道也。”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善于学习，勤于总结，“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复杂多变的形势，依据阶段的演变、战争的进展、力量的消长，在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上适度求变、以变应变，使“诡道”同战争、战役的需要相吻合。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毛泽东指挥过很多次战役，他自认为四渡赤水战役是其一生中的“得意之笔”。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朱德等鉴于红军处于敌人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和黔北地区回旋地域有限等情况，毅然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毛泽东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巧妙地隐蔽战略意图，灵活变换作战方向，一再造成敌方的错觉，创造了可贵的战机。战役的胜利仰仗于毛泽东等对“度”的判断和把握，亦即巧妙地处理了“走”与“打”的关系——红军始终掌握行军、作战的主动权，在适当的时机“走”而不打，保存实力；在另外一个时机“打”而不走，战而胜之。

    邓小平在后半生遭遇巨大磨难，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他宠辱不惊，心态平和，逆境中不萎顿，顺境中不张扬，运用适度准则沉着冷静地自处。1973年2月，邓小平由下放地江西省新建县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同他见面，开口便问：“你这几年在江西做什么？”他平静地回答：“等待。”同年10月，他会晤来华访问的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老朋友问他：“重返政坛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忍耐。”邓小平的忍耐和等待，不是消极地面对困境，而是理智地控制内心的痛苦和失望，静观其变，韬光养晦。试想，如果邓小平在被“罢官”那几年，不能对自己的负面情绪进行适度调控，不能平心静气地忍耐和等待，还会有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精彩人生历程吗？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后人作出了“适度”的表率。

    （作者为大连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