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老吴那样去担当

    报社把采访吴永恒事迹的任务交给我，给了我一次走近吴永恒的机会。

    副总编辑方正辉向我交代任务时，是4月3日晚9点，他简单地介绍了吴永恒的情况，并谈了要把他放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表现的意见。因有以往对外宣事业工作意义的了解做基础，我对吴永恒事迹本身的价值也有了判断。

    采访任务是紧迫的，不容等待清明节假期之后。于是，第二天，也就是清明节上午，我已经坐在《今日中国》社长呼宝民的办公室里。

    细节，让我认识老吴，也会让读者尽快认识老吴

    走近吴永恒的路不近。我们原本素不相识，采访又是在他离去之后。第一次采访，呼宝民给我提供了当时能提供的所有材料。

    我很快地浏览了那些高度概括的评价性语言，勾勒出吴永恒事迹的轮廓，但他的音容笑貌尚缺乏细致的描述。

    此时，我心中很明确，走近他的唯一办法是从细节入手。我提出，请给我讲讲你所知道的吴永恒的故事，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想过什么，要讲具体的事。

    讲起吴永恒的故事，呼宝民一下子很放松。他讲了那束干枯的花的故事，当时，他在现场，目睹了吴永恒妻子睹物思人，泪如雨下。他还讲了吴永恒从外地赶飞机到墨西哥城，送回国的李五洲的事。呼宝民说，这是在追思会上听到的。

    这两个细节，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我。吴永恒为何把妻子留下的已经干枯的花留在那里？是工作太忙无暇顾及，还是一直舍不得丢弃？

    吴永恒千里迢迢奔波，就是为了赶来送一个离任回国的同事，他把这样一件事情看得如此之重，做得如此周到，是怎样的同志情怀与工作水准？

    初次听到的这两个细节，像两扇窄小的门，而进得内里，竟是如此丰富的博大境界。

    面对面的采访，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整个采访过程，让我一步步走近吴永恒。

    我尽量找来有关他的资料。追思会上大家的发言，吴永恒在外文局海外工作会上的发言，工作日志，总之，找一切能找到的材料。

    稿件中在写了那束干枯了的花后，有一段文字，是吴永恒在新华社做记者时写下的。他说：“一个驻外记者往往要付出许多牺牲。我的孩子出生时，我正在巴拿马，几个月之后才知道他已经来到了世上。当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采访时，我的老母亲病重。回国后我才知道她已经不在人间。我同母亲最后一次见面时，她说‘你走吧，别耽误了公事，顺顺当当的’。我深知，这是永远的告别。现在我常常陷入‘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我们的工作需要得到理解，组织的理解、家人的理解乃至朋友的理解。所幸的是我们得到了这种理解。”

    由此，我看到，在背负亲情、远离亲人的人生苦难面前，吴永恒为了事业和信仰，甘心蒙受苦难的感人情怀。

    拉美分社的同志给我回复的邮件的内容，我也用到稿件里：“姜老师说，吴社长是把自己留在了这片土地。他在墨西哥最后的几个月里，也一直为这种情怀而纠结，面对挚爱的亲人、奋斗大半辈子的土地、即将到来的回国计划……他从来没正面跟我谈过这些，而是站在办公室窗口许久，突然问我：当你离开墨西哥的时候，会有什么留恋吗？”

    这个细节，表现了吴永恒内心世界的另一面，让他的家国情怀更加真实可信，也使他的形象更加丰满。

    刘湃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跟吴永恒去演讲的细节：“出发时，老吴把小推车和几大捆杂志装上车。到了学校，他停好车，脱下西装，拎起两大捆杂志就去了会场。待把杂志在会场摆放好，才穿起西装，走上讲台，介绍中国，回答听众感兴趣的关于中国的问题。”

    这是一个闭上眼睛就会出现在脑海中的鲜活形象。在吴永恒心里，只要是介绍中国的事，从来没有大小之分，他都事必躬亲。

    采访黄友义，他讲“老吴做外事工作，是在学一个人，学的是周恩来”。做外事工作，吴永恒立意竟如此高远。黄友义这样精辟的概括，为我完成了对基本素材的抽象概括，我在写作和采访中，是从这样的概括和结论，反推回去，以事实也就是故事，还原了一个民间外交家的风采。

    采访唐书彪，谈到了他做追思吴永恒短片的构思。开头结尾用了三张同样的照片，只是顺序是相反的。开头从背影到面对的照片排列，寓意吴永恒离开后仿佛又回到大家中间。随后的一张张照片，我的直觉就是：吴永恒真忙，工作节奏真快！尽管生命的终点已经逼近，他仍在以跑步的速度，接近心中的理想。一个生命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诠释，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讲到欠吴永恒一个生日祝福时，唐书彪已经无法控制感情，坐在他对面聆听，我亦然。对自己生日的方式，让我看到了吴永恒内心深处对自己生日的在意，与不愿打扰他人的体谅与宽厚。

    与采访对象面对面形成的氛围，是记者采访写作不可或缺的“场”，也是记者成长、成熟的“场”，置身其中，在更加清晰地看到主人公精神火花绚丽的同时，记者的内心也被照得一片通明。

    一次激情燃烧的难忘经历

    这次采访写作中，我曾有过纠结。吴永恒去作演讲、作报告、推广杂志，常常落到《今日中国》的具体工作上，他所做的工作已经远远超出了《今日中国》拉美分社的工作范畴，我为自己不能表达出他的工作状态与意义而苦恼纠结。

    在辗转反侧的探究、思索之后，吴永恒的赤子情怀与状态呼之欲出，报道的主题鲜明地在心中跃出：祖国，我在拉美大地为你放歌。（本篇报道刊发于本报4月27日头版头条）

    一本小杂志，一个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吴永恒是个民间使者；在这个舞台上，吴永恒是个歌者，在拉美大地，为他的祖国放歌；在这个舞台上，吴永恒诠释着对祖国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命的终点已经在逼近，他还在以跑步的速度，接近心中的梦想；他心中有他人，有一个更大的家，他的角色，永不谢幕，他的精神，永垂不朽。

    吴永恒是我的同行，也是个记者，他是一个榜样，告诉我作为一个传媒人，应当怎样去为理想担当，为祖国工作，怎样与人相处，怎样去生活。

    采访吴永恒的事迹，让我有了一次激情燃烧的难忘的经历。做记者几十年，我至今仍充满激情，那激情，不是写作的，而是生活的。我常常想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记者职业的馈赠，是采访对象的馈赠，是他们总将激情不断充填进我的生命。

    感谢老吴！

    （本报记者 庄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