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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6月21日 星期五

    像老吴那样去担当

    作者: 《光明日报》( 2013年06月21日 04版)

        报社把采访吴永恒事迹的任务交给我,给了我一次走近吴永恒的机会。

     

        副总编辑方正辉向我交代任务时,是4月3日晚9点,他简单地介绍了吴永恒的情况,并谈了要把他放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表现的意见。因有以往对外宣事业工作意义的了解做基础,我对吴永恒事迹本身的价值也有了判断。

     

        采访任务是紧迫的,不容等待清明节假期之后。于是,第二天,也就是清明节上午,我已经坐在《今日中国》社长呼宝民的办公室里。

     

        细节,让我认识老吴,也会让读者尽快认识老吴

     

        走近吴永恒的路不近。我们原本素不相识,采访又是在他离去之后。第一次采访,呼宝民给我提供了当时能提供的所有材料。

     

        我很快地浏览了那些高度概括的评价性语言,勾勒出吴永恒事迹的轮廓,但他的音容笑貌尚缺乏细致的描述。

     

        此时,我心中很明确,走近他的唯一办法是从细节入手。我提出,请给我讲讲你所知道的吴永恒的故事,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想过什么,要讲具体的事。

     

        讲起吴永恒的故事,呼宝民一下子很放松。他讲了那束干枯的花的故事,当时,他在现场,目睹了吴永恒妻子睹物思人,泪如雨下。他还讲了吴永恒从外地赶飞机到墨西哥城,送回国的李五洲的事。呼宝民说,这是在追思会上听到的。

     

        这两个细节,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我。吴永恒为何把妻子留下的已经干枯的花留在那里?是工作太忙无暇顾及,还是一直舍不得丢弃?

     

        吴永恒千里迢迢奔波,就是为了赶来送一个离任回国的同事,他把这样一件事情看得如此之重,做得如此周到,是怎样的同志情怀与工作水准?

     

        初次听到的这两个细节,像两扇窄小的门,而进得内里,竟是如此丰富的博大境界。

     

        面对面的采访,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整个采访过程,让我一步步走近吴永恒。

     

        我尽量找来有关他的资料。追思会上大家的发言,吴永恒在外文局海外工作会上的发言,工作日志,总之,找一切能找到的材料。

     

        稿件中在写了那束干枯了的花后,有一段文字,是吴永恒在新华社做记者时写下的。他说:“一个驻外记者往往要付出许多牺牲。我的孩子出生时,我正在巴拿马,几个月之后才知道他已经来到了世上。当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采访时,我的老母亲病重。回国后我才知道她已经不在人间。我同母亲最后一次见面时,她说‘你走吧,别耽误了公事,顺顺当当的’。我深知,这是永远的告别。现在我常常陷入‘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我们的工作需要得到理解,组织的理解、家人的理解乃至朋友的理解。所幸的是我们得到了这种理解。”

     

        由此,我看到,在背负亲情、远离亲人的人生苦难面前,吴永恒为了事业和信仰,甘心蒙受苦难的感人情怀。

     

        拉美分社的同志给我回复的邮件的内容,我也用到稿件里:“姜老师说,吴社长是把自己留在了这片土地。他在墨西哥最后的几个月里,也一直为这种情怀而纠结,面对挚爱的亲人、奋斗大半辈子的土地、即将到来的回国计划……他从来没正面跟我谈过这些,而是站在办公室窗口许久,突然问我:当你离开墨西哥的时候,会有什么留恋吗?”

     

        这个细节,表现了吴永恒内心世界的另一面,让他的家国情怀更加真实可信,也使他的形象更加丰满。

     

        刘湃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跟吴永恒去演讲的细节:“出发时,老吴把小推车和几大捆杂志装上车。到了学校,他停好车,脱下西装,拎起两大捆杂志就去了会场。待把杂志在会场摆放好,才穿起西装,走上讲台,介绍中国,回答听众感兴趣的关于中国的问题。”

     

        这是一个闭上眼睛就会出现在脑海中的鲜活形象。在吴永恒心里,只要是介绍中国的事,从来没有大小之分,他都事必躬亲。

     

        采访黄友义,他讲“老吴做外事工作,是在学一个人,学的是周恩来”。做外事工作,吴永恒立意竟如此高远。黄友义这样精辟的概括,为我完成了对基本素材的抽象概括,我在写作和采访中,是从这样的概括和结论,反推回去,以事实也就是故事,还原了一个民间外交家的风采。

     

        采访唐书彪,谈到了他做追思吴永恒短片的构思。开头结尾用了三张同样的照片,只是顺序是相反的。开头从背影到面对的照片排列,寓意吴永恒离开后仿佛又回到大家中间。随后的一张张照片,我的直觉就是:吴永恒真忙,工作节奏真快!尽管生命的终点已经逼近,他仍在以跑步的速度,接近心中的理想。一个生命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诠释,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讲到欠吴永恒一个生日祝福时,唐书彪已经无法控制感情,坐在他对面聆听,我亦然。对自己生日的方式,让我看到了吴永恒内心深处对自己生日的在意,与不愿打扰他人的体谅与宽厚。

     

        与采访对象面对面形成的氛围,是记者采访写作不可或缺的“场”,也是记者成长、成熟的“场”,置身其中,在更加清晰地看到主人公精神火花绚丽的同时,记者的内心也被照得一片通明。

     

        一次激情燃烧的难忘经历

     

        这次采访写作中,我曾有过纠结。吴永恒去作演讲、作报告、推广杂志,常常落到《今日中国》的具体工作上,他所做的工作已经远远超出了《今日中国》拉美分社的工作范畴,我为自己不能表达出他的工作状态与意义而苦恼纠结。

     

        在辗转反侧的探究、思索之后,吴永恒的赤子情怀与状态呼之欲出,报道的主题鲜明地在心中跃出:祖国,我在拉美大地为你放歌。(本篇报道刊发于本报4月27日头版头条)

     

        一本小杂志,一个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吴永恒是个民间使者;在这个舞台上,吴永恒是个歌者,在拉美大地,为他的祖国放歌;在这个舞台上,吴永恒诠释着对祖国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命的终点已经在逼近,他还在以跑步的速度,接近心中的梦想;他心中有他人,有一个更大的家,他的角色,永不谢幕,他的精神,永垂不朽。

     

        吴永恒是我的同行,也是个记者,他是一个榜样,告诉我作为一个传媒人,应当怎样去为理想担当,为祖国工作,怎样与人相处,怎样去生活。

     

        采访吴永恒的事迹,让我有了一次激情燃烧的难忘的经历。做记者几十年,我至今仍充满激情,那激情,不是写作的,而是生活的。我常常想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记者职业的馈赠,是采访对象的馈赠,是他们总将激情不断充填进我的生命。

     

        感谢老吴!

     

        (本报记者 庄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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