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抗拒的甜蜜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中国人的生活必需品。可见糖的出现是很晚之后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说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糖却是锦上添花的奢侈物。中国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和美国学者西敏司不约而同地关注和研究糖的发明、生产和流通，关注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他们共同阐明了糖的全球史及其对现代世界体系形成所起的作用。

    《糖史》是季羡林一生研究文化交流史的压轴之作，亦是传世之书。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大学者为什么要用两卷30多万字去为糖写历史。的确，如果仅仅是研究糖好不好吃、怎么做，什么年代的人怎么吃糖，显然没有意义，他研究的是与糖有关的各种文化演变、文化交流。季先生开始注意到糖这个东西，是看到了一种现象，就是欧洲的语言中糖这个词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是古典梵文的萨卡拉，也就是说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欧洲的这些糖，或多或少与印度有关。

    因此经过考证可以得出今天欧洲人吃的甘蔗做的糖，其实是来自印度的。季先生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印度文中，糖被叫做“cini”。这个cini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的”。这当然并不能证明印度人最早吃的糖是中国传过去的。毕竟甘蔗并不是中国原产的，是一个外来的植物。中国人懂得用甘蔗做糖，也是从印度学来的。季先生通过文献考证，在唐太宗时曾派人向印度学一种做糖的方法。但是这个糖真正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这种白色的砂糖，却是中国人在明朝末年的发现，也就是说中国后来居上，变成了当时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制糖大国，并且出口到印度。印度又把来自中国的白色砂糖称做cini。

    也就是说，小而言之，季先生用几十万字解释了为什么在印度白砂糖叫cini，而英文却叫做来自梵文的sugar。大而言之，季先生提示了一个真理，即我们今天随随便便吃的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都不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的，而是跟全球化有关的，前后都发生过文化的交流。

    《甜与权力》是美国学者西敏司的人类学代表作，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传播到全世界。西敏司认为蔗糖是“第一个充斥着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消费品”。大约在公元前八千年时，几内亚的甘蔗就开始了第一次向世界传播，传播到了印度。印度制造出了糖并将这种技术传到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人创立了地中海制糖业，而甘蔗的种植需要大量的灌溉水和劳动力，稳定的气候条件，由于阿拉伯政治控制力的收缩，难以组织高效的灌溉和劳动力配置，加上战争、瘟疫所造成的人口衰减，地中海制糖业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阿拉伯人向西方的扩张使欧洲人认识了糖和制糖术，而哥伦布第二次远航将甘蔗带到了新大陆，西班牙是美洲甘蔗种植、制糖、奴隶劳作制度以及种植园的肇始者。糖的贸易跟世界大历史上不同国家的崛起是一致的，西班牙失去优势后，荷兰、法国、英国纷纷建立了甘蔗种植园。英格兰最初从地中海地区进口糖，后来从葡萄牙那里大量买糖，最后建立自己的甘蔗殖民地，这个过程恰恰彰显了帝国的扩张态势。当时世界贸易形成了两个金三角，一个是不列颠的工业制成品被运往非洲，非洲的奴隶被运往美洲，美洲的热带商品特别是蔗糖被销往宗主国及其重要邻国；还有一个是新英格兰将朗姆酒运到非洲，把奴隶运到美洲，再把糖蜜运回新英格兰。这么一个建立殖民地、捕获奴隶、集聚资本的过程充满了经济意味和政治意味。

    据统计，公元1100年左右，运到英国的糖数量依然有限。在其后的五个世纪它的增长是缓慢无序的。水果和蜂蜜一直是英国人在1650年之前主要的甜质来源。1650年时只有贵族嗜糖成癖，1800年前，糖成为每一个英格兰人餐桌上的必需品。到1900年，蔗糖提供了英格兰人五分之一的热量。也就是说，糖从一种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的过程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勃发是一致的。西敏司的贡献在于将糖与权力两个字联系在一起。在糖还是奢侈品的时代，消费糖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越来越多的处于较低阶层的人也希望通过相同的消费来提升自我。最初，由于高昂的成本和庞大的蔗糖的投入，精致的甜食是与社会地位有明确联系的，它是权威、权力、特权的象征。随着糖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廉价，糖在象征意义方面衰落了，逐渐失去了作为一种权力象征物的特质，而成为了一种利润之源。由于蔗糖的生产、海运、加工以及税收都涉及巨额的金钱，获得对蔗糖生产的主动权也就意味这一个国家权势的增加。

    甜味一般都是最能给人以快感和愉悦的。动物普遍对甘甜有着最强烈的爱好，而植物也靠着有糖份的果实来诱惑动物帮助其扩散种子，迄今为止还未发现有哪种群体是拒斥甜味的。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讲，人类对于糖的食用或许取决于人类普遍存在的对于甜味的某些癖性，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不同的文化在赋予甜味吸引力或是重要性方面有着广泛而丰富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说，不同的文化如何对待甜味可能是一个有益的连接点，透过这个连接点可以考察人类行为中自然秉性与社会秉性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有学者认为《糖史》与《甜与权力》加起来就是糖的全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