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赵氏孤儿”的诸多改编

    中央电视台不久前在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41集电视剧《赵氏孤儿案》，又引起人们对这一题材近年来不断地被电影、话剧和戏曲改编的缘由得失，议论纷纷。我对此亦饶有兴味。

    据史家考证，记载春秋历史甚详、且具有权威性的《左传》和《国语》中均未细录此事，倒是太史公司马迁《史记·赵世家》才叙此事：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设奸计诛杀赵氏满门，赵朔妻子晋成公之姊身怀六甲，藏入后宫，屠岸贾仍欲追杀遗腹子。程婴与公孙杵臼一人舍子一人舍命使赵氏孤儿幸免于难。15年后，在将军韩厥的帮助下，长大成人的赵氏孤儿杀死屠岸贾为赵氏报仇。至元人，纪君祥创作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显然是依据《史记》的。而作为经典的这出元杂剧，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甚至到清雍正年间还远传欧洲。法国文学家伏尔泰1755年就将其改名《中国孤儿》翻译介绍过去。这便是这一题材从历史到艺术的大致形成过程。

    有史学家坚持史学思维道：《史记》所叙不可信，历史并非如此。梁玉绳《史记志疑》就说像此类“匿孤报德，视死如归”的故事，“春秋之世，无此风俗”，“此事固妄诞不可信”，甚至“屠岸贾、程婴、杵臼，恐亦无其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断言“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在他们看来，司马迁可能是根据民间传说虚构了这一故事，而非真实的历史记录。

    我倒觉得弄清历史真相是史学家的事。他们的考证当然令我佩服。但我又想，《左传》《国语》未记，司马迁就不可以从别的什么记载乃至民间传说中采集一点史料么？他毕竟比我们离那段历史更近一些。堪称大古籍整理家和经学家的刘向在《新序·节士》与《说苑·复思》中，就两次依据《史记·赵世家》记载了这一故事。只不过，前者的侧重在讴歌程婴、杵臼的节士情怀，而后者的侧重变成了彰显韩厥助孤报仇罢了。

    我们的改编原则应该是：循着经典作品经历的历史和人民检验的至今仍有生命力的抽象出的道德价值取向顺势丰富、深化、发展；切忌逆势方向解构、颠覆。纪君祥是颇具文化眼光和审美眼光的，他创作的元杂剧就看中了司马迁和刘向记载的历史故事中蕴含的“忠”战胜“奸”的道德价值取向，故而作品不仅在国内传唱，而且走出了国门。京剧《赵氏孤儿》循着元杂剧顺势丰富、深化、发展，既成功了马（连良）派经典唱段“搜孤救孤”，又成功了裘（盛戎）派经典唱段“我魏绛”，令“忠”战胜“奸”的主题和节义情怀征服了代代观众。豫剧《程婴救孤》也顺势丰富、强化程婴的节义情怀和忍辱负重的操守，主演李树建的表演炉火纯青、唱腔余音绕梁，感人至深。

    但也有挂着“创新”旗号进行逆向解构、颠覆性改编的。如电影《赵氏孤儿》，导演声称“我特别怕唱高调，所以我对程婴进行了改编，他就是一个朴素、真实的人，不必整天陷在大义里。”于是，银幕上的程婴形象自然就被矮化、俗化了，“忠”和“义”都被淡化了，“舍子救孤”被改成了阴差阳错的偶发事件，世俗哲学解构了牺牲精神。还有话剧《赵氏孤儿》，导演则明言她把主题改变为“面对困难，我要选择”。竟让孤儿长大后发出了“你们老一代的事儿于我何干”的诘问，颠覆了复仇主题。另一部同名话剧还别出心裁地让孤儿发出了“昨天我还有两个父亲（程婴和屠岸贾），今天起我将成为真正的孤儿”的悲思。这些，或凭借自身所持“现代化”的主观臆念，或生吞活剥西方人性的复杂性理论，陷入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盲目和自悲，失却了自觉和自信，背弃了传统经典作品原有的道德价值取向和永生的艺术魅力。个中教训，值得记取。

    当然，改编中也还有一个搞加法而忌减法的问题。经典情节乃至经典唱段，改编时理应尽量保留，切忌为标新立异而弃之不用。如京剧《赵氏孤儿》中“程婴拷打公孙杵臼”和“魏绛误打程婴”两段戏，既成就了马派和裘派经典唱段，又精确表现了程婴的政治成熟、魏绛的正义凌然和屠岸贾的老奸巨猾，豫剧《程婴救孤》刻意避之，代之以于特定情境、人物性格逻辑都欠通的新的情节设计，倒是可惜又可憾了。改编经典，宜聪慧地站在经典的肩上攀登思想艺术的更高峰，而不要“猴子搬苞谷”地弃其精华而刻意“创新”。电视剧《赵氏孤儿案》在改编上的值得称道之处，在对“诚信、忠义、责任、担当、气节、坚守、敬畏、牺牲”精神的讴歌中传达出了主流价值观。

    （作者为中国文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