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两个不能否定”这一命题直接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党执政根基的巩固、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凝聚统一等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必须从政治高度深入认识其重大意义。
一、“两个不能否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快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十八大对全党提出的根本政治要求。实现这一要求，必须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结合上深入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如何认识二者关系，成为人们深入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节性难点。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在全面回顾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历史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鲜明地提出防止割裂二者关系的“两个否定”倾向，确定了“两个不能否定”重要原则。“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求我们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充分认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坚守住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成果和成就。
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起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止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八大报告充分论述和高度评价了这一历史时期发生的对当代中国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具有奠基意义的两件大事：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二是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其基础和源头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
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倾向和观点，不仅抽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也必然导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是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取得的根本成果。否定了这一时期，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就会得出我们压根不应该搞社会主义，甚至不应该搞革命的结论，那就谈不上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7页）
“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不能用改革开放前那种僵化的观点看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事物。用僵化的观点看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必然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一代不如一代”，什么都是过去的好，甚至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如果没有1978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
总之，“两个不能否定”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在中国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要不要搞改革开放的问题。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否定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中的任何一个时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两个不能否定”的要求，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历史认识上的表现。
二、“两个不能否定”进一步明确了维护党的历史、巩固党执政根基的重点问题
坚持“两个不能否定”，维护党的历史，涉及的问题很多，必须有针对性地抓住重点难点。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正确认识党在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党历来不回避这一时期发生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失误和错误，也历来不忌讳批评。但应该看到党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失误、错误，是历史长河中的片段和支流，不能把这些错误与整个时期等同起来。即使在“大跃进”时期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也还做了许多其他事情，取得了巨大成就。习近平同志在谈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
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是党从革命转向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的过渡。世界很多国家在探索自身道路的过程中，尽管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过程。我们要建立从根本上消灭剥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较之以前的历次革命都要深刻而艰巨，要求我们党从一开始就不犯任何错误，不经历失败和挫折，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29年的艰辛探索，党终于找到了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这样的历史转变和过渡，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
改革开放前党的全部历史与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正确认识党在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必须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毛泽东作为我们党、我们国家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缔造者、创造者，如果否定毛泽东，必然要否定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必然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些人否定毛泽东的真实用意。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了在作第二个决议时邓小平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指出，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这朴实深刻地道出了否定毛泽东必然造成的严重后果。
二是正确认识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是敌对势力和错误思潮借以攻击党的重要方向。党历来不回避这些矛盾和问题，实际上，在改革和发展进程中，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许多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我国工业化、现代化所处的发展阶段有着直接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出现是我国发展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发展在几十年走完西方国家二三百年的时间，西方国家在二三百年发展中渐次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几十年的时间里可能集中出现。同时，我国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其工业化、现代化的规模是任何西方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这也是矛盾和问题可能较多的重要原因。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并没有出现一些西方国家工业化时期矛盾、问题那么突出和尖锐的情况，也远比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矛盾和问题解决得好。这些都说明，我们党作为社会最先进的力量，是能够领导并不断推进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我国的制度体制从总体上是与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决不能以出现矛盾和问题为由否定改革开放、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总之，对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评价、对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评价，不仅是党的历史的焦点，也是现实政治的风向标。对其中任何一项的动摇和忽视，都势必给党的执政和国家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决不能让某些敌对势力在党和国家的根基上构筑“蚁穴”、打开缺口。
三、“两个不能否定”是进一步统一对党的历史的认知，把全党全国人民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走向未来的重要思想基础
总结历史，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党推动事业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两个不能否定”的提出，对于统一对党的历史的认知，把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更好地开辟未来，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又是党90多年特别是党执政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对党的历史的认同，就不可能达到对党指明的前进方向的认同；没有对党的历史的共识，就不可能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活生生现实的共识；没有对党的历史的自信，也不可能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两个不能否定”的根本要求，是把人们的认识统一到党对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上来。党对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主要体现在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两个不能否定”与党的这些基本文献的精神是一致的，是这些文献精神的简洁概括，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继承党的事业、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胜利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的鲜明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坚持“两个不能否定”，就是坚持党对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把对党的历史的认知统一到“两个不能否定”上来，也就是统一到党对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上来。“两个不能否定”实际上提出了党员干部在重大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基本政治纪律要求。
总之，习近平同志提出“两个不能否定”，不仅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符合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要求，更是站在政治、现实高度思考解决历史问题得出的科学论断。这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具有的高超的政治洞察能力、政治智慧和政治定力。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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