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季羡林先生当编辑(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加快前行的中国来说，虽然愈加是商品大潮、经济大潮的年代，但文坛和学界也并没有被打入冷宫“深院锁清秋”，相反，文化界始终是“弄潮儿向涛头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热闹的。

    在这些热热闹闹的文化活动中，季羡林先生和其他一些大学者、大作家、大文化名人一样，被当作旗帜，身后永远攘拥着众多追随者。季府的门槛都快被人踢破了，来访的客人一拨儿接一拨儿，以至于老人常常连5分钟的歇息时间都难得。这种情况下，我再也没有到府上去打扰季先生，我觉得人应该有感激之心，老人越是替别人着想，我们就越应该为他的身体和工作、写作着想。作为编辑，谁不想得到好稿子，但如果是以损害季先生的身体为代价而“抢”到的，良心安在？

    不过说来，我的运气真是好！1992年《文荟》副刊正式创刊以后，我们搞了一个题为“永久的悔”征文。我以商量的口气给季先生写了一封约稿信，问他愿不愿意为我们写一篇。孰料，信发出去的第5天，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记得当时我一看信封厚厚的，还暗自思忖：可能季先生不想写这文章，就寄来另外一篇稿子顶替。待我展开信封一看，差点儿喊出来！还真是先生专门为我们写的，题目是《赋得永久的悔》，全文4000多字，是季先生那一贯的整整齐齐的手迹。刨除一去一来的邮寄时间，顶多就剩下一天了。一天时间里，耄耋老人写了4000多字，神了！

    读罢文章，我全理解了。季先生是触景生情，欲罢不能，一口气写到完的。他写的是童年在乡村，家里赤贫，长年吃不上“白的”(指麦子面)，母亲终日操劳，有一点好吃的全给了他，自己吃糠咽菜也心甘情愿。后来他6岁离家出外求学，发誓好好挣个前程，迎养母亲，报答养育之恩。谁料学业未成，母亲就去世了，最后连想见一面日里思念、夜里哭想的儿子的愿望也没实现。这么一篇催人泪下的文章，真是求之不得，我们赶快以八栏、半个版的最高规格发了。说来读者真是和我们心心相印，反馈回来好多信息，纷纷赞扬季文写得好，情文并茂。征文来稿和关注征文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了。

    “永久的悔”征文结束后，《文荟》脱颖而出，也加深了季先生对光明日报的感情。据他身边的人告诉我，先生每天必读光明日报，即使是在患青光眼治疗时，自己无法读，也让家人给念。那几年，季先生一有好文章，必寄给《文荟》，我们连续发了《三个小女孩》《我眼中的张中行》《哭冯至先生》《悼许国璋先生》《这个惑你不必解》等，给光明日报增色不少。其中《三个小女孩》被《读者》《散文·海外版》《中华文学选刊》等多家报刊转载，影响巨大。

    《我眼中的张中行》一篇，还要单独提出来说说。这篇文章中，季先生称赞张中行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问家如此欣赏。我们只听古人说道：“文人相轻”，又看过了太多的文人互相诋毁乃至“残杀”，很少能看到互相佩服的，更少见如此之高的评价，甘拜下风，虚怀若谷。于此处，我们便又发现了季先生的一条优点：为人忠厚，品质高洁。

    从那以后，季先生对光明日报的感情，竟变得难以割舍了，凡是报社请他参加的学术活动，不管是文化的、教育的、经济的还是其他什么，多忙，多累，他都不推辞，尽量挤出时间参加。单想想老人已是老树一样的高龄，身体、精力都渐渐供不应求，却还“绝无去八宝山的计划”，有一大堆学术研究的、文学创作的、教学科研的工作计划亟待完成，就能知道季先生是怎样在惨痛地牺牲自己，为报社默默奉献。我听说，遇有别人对光明日报提出批评，他也每每站在理解报社的立场上，尽量加以维护，他是衷心希望光明日报越办越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