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一位纯正的人文学者

    现在的人文学科似乎变得愈来愈“实际”了，一定程度上，它甚至变成了与“爱”无缘的名利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再来看吴熊和先生对自我的超然与淡定，对中文系在兹念兹的关爱与支持，便益发觉得感人弥深。

    虽然我知道，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规律，而且对饱受十几年病痛折磨而多少有点参透“禅机”的吴熊和先生来说，驾鹤西去，也许不失为是一种解脱。但当得知这一噩耗时，我还是禁不住黯然神伤落泪，陷于难言的深切悲痛之中。浙江大学中文系从此失去了一位名师大家，一位引领学术的标杆性人物；而对我来说，从此失去了一位对自己充溢着爱与知，可以省去任何俗套，无所顾忌地向他坦诚心扉，寻求讨教，进行交流对话的一位仁慈师长。

    我心中的吴先生是这样一位长者：他是一位继夏承焘先生之后学业精湛、造诣深厚，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词学研究领域方面作出杰出贡献、饮誉海内外的词学大家；是一位谦逊优雅、心性宽厚、有品位、有境界、很有气质和涵养的纯正的仁人君子；是一位将历史与现实、自由与责任、才情与学问、天地人融合于一，并不露痕迹地转化为为人为文乃至每个小小细节的既现代又传统的人文学者；是一位运筹帷幄、善于整合学科力量，思路开阔而又兼容并包，并对中文系产生整体性影响的杰出的学术带头人。某种意义上，他象征和代表着浙大中文系，是中文系一张响亮的“名片”。

    我这样说，并无意于神化吴先生。我知道，并多少有些感同身受的体会，作为一位博雅弘通、深谙生存和生命之道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吴先生其实是很丰富很细腻很精致的，他绝非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单一和刻板，这可从他留下的与师友及学生们唱和的诗词，甚至从他平时的穿着（他平时穿着的款式和色彩总是那样得体）等细节上都可以感受得到。即使将其放在中文系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群体队伍中，像他这样既有突出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又有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集专家、名师与领导者于一身，同时还别具人格魅力的“通才”，也是很少见的。由于具有这样一种“集大成”的特殊身份，吴先生在浙大中文系尤其是在四校合并前的原杭州大学中文系，具有很高的威望，往往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言九鼎，成为中文系公认的“执牛耳”的人物。

    几年前，甚至在半年前，我一直想给他举办一个从教xx年之类的“庆祝会”。为此事，我曾当面或通过其他途径向他提出，但都遭到他坚决的谢绝。我们今天召开的追思会，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此的一种弥补，用追思的方式表达对他为人为文的敬意。

    那么，我们向吴先生追思什么，又拿什么去追思呢？

    吴先生值得追思的很多，比如，他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不依附、不媚俗的傲然自立，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怀；但另一方面，他又淡泊名利，安于清素，为人低调，不事张扬。最近十几年，每次登门拜访或去医院看望，他从不与我谈他自己，谈他个人的私事俗事，或发什么个人的牢骚，向组织提什么要求——据我所知，以前他也从未有过，哪怕是在学术和人生处于高峰、执掌中文系大权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不例外；相反，总是在与我谈学问，谈夏承焘等老一辈学者的治学，谈国内外的学术与时政信息，谈学科与梯队建设，谈中文系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给我们以鼓励和打气，他对中文系的感情溢于言表，当然也对中文系当下的现状充满忧思。就是近一二年在多发性骨髓瘤等多种癌症缠身、身体十分衰弱的情况下，他也竭心尽智，几乎到了“言必谈中文系”的地步。他对中文系的关爱与期待，令人动容。也许与当下世俗化和体制化的环境有关，现在的人文学科似乎变得愈来愈“实际”了，一定程度上，它甚至变成了与“爱”无缘的名利场，以至北大钱理群教授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的大学教育怎么啦，我们往往在培养“精致的个人主义者”。其实岂止是大学，客观地讲，整个社会又何尝没染上这样一种深入骨髓的时代症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再来看吴先生对自我的超然与淡定，对中文系在兹念兹的关爱与支持，我们便益发觉得他的难能可贵，感人弥深。

    当然，吴先生最值得追思之处，我认为还是在担任中文系主任期间对学术标准的坚守与对青年晚学的提掖，他为中文系营造了一个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和比较合理的学术梯队。如今，中文系五六十岁这一批学术骨干，都曾得到吴先生的扶持和栽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包括我师辈在内的一批老教师教书育人一辈子，都没有解决职称问题。但吴先生出于中文系发展的大局考虑，在原杭大老校长沈善洪教授的支持下，按照学校的整体思路，给予我们破格晋升。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需要勇气的。对此，我们充满感念。

    浙大中文系不同于国内诸多名牌大学中文系，第一代学者早逝较多，有的分流到古籍研究所那里去了（如姜亮夫）。在我们这里，没有华东师大中文系那样享有高寿的“三老”（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施蛰存前几年仙逝）。我们更多受教于徐朔方、吴熊和、王元骧等相对较年轻的第二代学者。也就是说，我们这里主要是“上下代”之间的传承，而不是“隔代”之间的传承。这也就决定了在中文系的学术链或曰学术传承上，吴先生这一代承担着更多，也更为艰巨的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他们与我们第三、四代之间具有更多更密切的精神血脉的内在关联。作为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文系第二代学人，吴先生1955年从华东师大来到杭大前身的浙江师院中文系，投于“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门下；他在风华正茂时遭遇文革，但磨难与多舛，也历练与造就了他。加上名师的指导，厚积薄发，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词学研究新一代的学术翘楚。他的学术道路在中文系第二代学者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如今，吴先生这一代学者基本已退休，徐朔方先生去世已有五年，连我们这些“50后”也很快将“淡出江湖”，中文系的学术梯队已发生并将进一步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但可以告慰吴先生以及我们师辈的是，正是有了他们在继承老辈传统基础上的守正创新、锐意拓展，浙大中文系百年文脉才生生不息得以传承。就词学研究来说，在浙大，在杭高校，有一批“吴门弟子”在先生构建的由外而内、带有本体特征的“吴氏词学”体系的基础上，从各个方面、方向与角度对之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一批丰硕的成果，这里仍是中国词学研究不可移易的“重镇”——尽管我们目前遭遇不少困难，正面临必须要“突围”的严峻挑战。

    我们今天召开吴先生的追思会，就是想更好地进行“突围”，将包括词学研究在内的中文学科建设继续做好做强做大，使之在内涵与外延，水平、层次与境界等方面都有新的推进与拓展。这是对吴先生最好当然也是最难、最具深度的追思。这样一想，今天追思的话题一下子就变得沉重起来，它让我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并情不自禁地升腾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承当意识。现在吴先生走了，但他从夏承焘先生等老辈那里继承下来并经自己融会创化的“求是博雅”精神传统仍在，他的以专寓博、自成体系的《唐宋词通论》影响仍在，早已成为学界公认的研究唐宋词的必读书籍。在即将结束这个发言时，我想起吴先生经常与我们说的一句话：“从事人文学科研究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冷落”。我想，这也许是吴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今天浙大中文系走向“突围”，开创新局面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原动力吧。

    （作者为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此文为作者在著名词学家吴熊和追思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