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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11月19日 星期一

    跨 界 INTER-DISCIPLINARITY

    为经济策略而耍的艺术手腕

    ——《三傻大闹宝莱坞》本体心理分析

    安东尼奥·梅内盖蒂 《 光明日报 》( 2012年11月19日   12 版)
    《三傻大闹宝莱坞》剧照。讲述印度皇家工程学院与众不同的学生兰彻,在对抗校长的过程中获得了友谊与爱情,并最终获得成功。

        中国的年轻人总是能够带有距离地读取来自美国的文化。但是,当这种文化以特洛伊木马的面目出现时,或说这种文化自认高人一等而想渗透其他文化时,我们能够学会识破它,是非常重要的。

        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表面充满印度风景、印度年轻人的语言风格,但实际上是在剪切和复制美国的逻辑和习惯。影片中刻意不断重复很多小的细节,这些细节看似普通、毫无意义,但实际上它在不断突出美国的逻辑思维。比如,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特定的走路姿势,或是年轻人弹奏吉他。但吉他并不是印度特有的乐器。那它为什么会出现在一部印度产的电影中呢?它本身代表的并不只是一件乐器,它体现的是人们使用它的方式,对它的态度。在美国成百上千部电影中,都经常有吉他的镜头,它有其所特有的象征含义。但是,印度和中国拥有远比这更优美、细腻和深沉的乐器来作为表达年轻人生存状态的象征。还有一部美国电影《在路上》,它的含义也类似。这类电影的目的是输入一种程序,之后它成为人的精神系统行为和反应的规则:看,被吸引,最终自身融入其中被同化。影片最后,几个主人公再相聚,看谁获得了最大的成功。结局是将印度的价值观重又同化到美国肤浅的价值观中,这是美国影片惯用的结尾。美国的价值观通过电影传递给整个世界。这是为美国的经济第一地位和他们的市场意识体系服务的。

        在这种文化渗透中,有比这部电影做得更好的情况。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迪斯科音乐。它开始于70年代,直至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等。迪斯科音乐——撇开它与某种隐隐约约建立在毒品之上的流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实际上是美国创造的一个巨大的文化操纵的工具。

        首先,那一代的青年是不再有理想、没有追求的青年,为了再次避免发生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的可能,他们让年轻人觉得在听那类音乐的时候,就进入到一种先进的文化中、一个新事物中。他们让年轻人通过音乐,来展开对另外一种世界的集体想象。实际上,这是在制造文化对立。他们把年轻人引向迪斯科舞厅,竭力让他们脱离应尽的责任。因此,迪斯科音乐给了一个幻象和托辞,让人们离开那个时刻和那种情况下所应担负的公民的、政治的和心理的责任。

        迪斯科音乐的第二个目的是占领年轻人的幻想。这是从伍德斯托克开始的。在他的音乐活动之前,从未有来自世界各地如此规模浩大的年轻人被卷入进来。他的音乐的目的是让人们的视线从一些敏感问题上偏离开。这点我们从阿拉伯世界就可看出。那里的人们远离美国一切的文化,美国要想进行市场和其他方面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目的是它决定了大范围消费主义的产生。这个消费的对象是一切暗藏对美国形象和思想意识领先地位有利的东西。市场是巨大的,并不只是音乐,酒店、演出、报纸和电影。也就是说,这涉及到上百亿的消费,年轻人花费自己的收入,丝毫没有任何犹豫。人们从未想对如此巨大消费进行革命。通过迪斯科音乐,年轻人来到城市,这里制造出偶像。而实际上,偶像是空洞的,它只是为了用来维持人们的这种消费状态。

        影片以两个好朋友寻找多年未见的好兄弟兰彻开始。如他所选择的一样,兰彻因找到了自己认为更重要的事儿,而消失离开。但实际上其含义远不止于此。通过调侃和游历,影片试图在灌输给观众一个生存的主题。但其规则又来自哪里?是印度的,还是中国的?都不是。影片代表的是一种虚假的寻找,远离责任的托词。中国观众看到这些不同的奇怪的走路、跳舞方式,从根上是很好奇的。而它不可避免地会让年轻人所具备的中国文化变得肤浅化,追求消费主义。实际上,这种消费主义将建立在产自西方的而不是来自中国本土的重商主义基础之上。(熊妤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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