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同光明日报的关系,我先引用16年前,1996年8月15日季羡林先生给我写的信中的这样一段话:“前不久在光明日报座谈会上,得闻高论,十分高兴。先生以自然科学家所论与鄙见相合,实出我意料。”
季老所说的“前不久”的“光明日报座谈会”,是指1996年7月17日光明日报举行的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座谈会。当时87岁高龄的张岱年和85岁高龄的季羡林两位北大学术元老都与会了,我很惊讶光明日报能在这么热的天气中把耄耋之年的张老季老都请来开会,当然有空调降温(见图)。会上,我的发言谈到了中国传统科学的综合性思维方式和“天人合一”的科学思想,我大致上说的是,中国的“天”,不同于西方的“神”或“上帝”,而是指自然界,指客观世界,所以,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又有“天时,地利,人和”之说。这都是指自然规律而言。所以,“天人合一”不是迷信,而是科学,是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季老当时显得特别兴奋,击掌拍案叫绝。
后来,在《中外(东西)文论的根本差异》一文中,季老又写道:“我听了王先生的发言后,石破天惊,空谷足音,我真有点‘喜欲狂’的劲头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在本行以外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嘴中听到完全相同的意见。”“这完全是‘英雄所见略同’。我窃自比为‘英雄’,有点不够谦虚,不过这是一句成语,我也无法改变。”幽默风趣,溢于言表。这段话使我印象深刻,同时也深受鼓舞。
当时,我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当研究员、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经常应邀到光明日报参加座谈会,接触到了许多知名专家学者,获益匪浅。后来,我常去北大朗润园季老的住宅客厅或书房里拜望、请教他,收获颇多。
那时,我正在主编一套多卷本的《西学东传人物丛书》,2000年即将出版。当年新年伊始,我带去了丛书中我自己写的一册校样,请季老为丛书作序。季老看过,很快即于半月后的1月16日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序言,以极为广阔的视野和入木三分的深度,对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做了精辟的论述。他最后写道:“我个人认为,人类前途还是光明的。”这不禁使我又联想到光明日报。
由于与光明日报的关系,滋生出这么一段我同季老的交往佳话,这使我同光明日报的关系更加紧密。不久我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现代价值》一文。
以上的事,距今不过一二十年,为什么本文标题要说“‘光明’伴我半世纪”呢?
这要从50年前,1962年我念大学时谈起。我读的是师范大学数学系,每天早早到图书馆抢座位,到了课间休息时,我就到图书馆贴报栏前浏览报纸。在众多报纸中,我一下子就被光明日报吸引住了。我是学数学的,这份报纸上的人文内容,使我大开眼界,很感兴趣。我当时认为看光明日报,是我学习数学之余的“积极休息”,使我增加了不少数学专业之外的有关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方面的知识。总之,我认为当时光明日报的文、史、哲诸多“副刊”最为精彩。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下半部发表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揭开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序幕。第二天,《人民日报》等才转载。说实话,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和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发表,使我萌生了继续深造的想法,当年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取了数学史专业研究生。当时考试的五门科目除高等数学和英语外,政治(哲学)、古汉语、中国通史这三门课,坦白说我是全靠业余时间读光明日报十几年来在文史哲知识方面的积累。结果考试成绩可与我的专业高等数学相媲美,因此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才有了今天的王博士,我得感谢光明日报。
在北京学习和工作迄今的30多年中,我同光明日报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触。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就经常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当时,向我约稿最多的是光明日报科技部的金振蓉。她约我写了一些有趣的小短文,如发表在《光明日报》2006年3月2日第5版“我喜爱的体育人”专栏中的《美哉!中国“超女”川妹子》。我这样写道:“我喜爱在运动场上叱咤风云而又潇洒倜傥的俊男靓女,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特别偏爱勇于夺冠、为国争光的四川妹子英‘雌’健‘女’(我偏不说英雄健儿,现今眼下,四川运动员阴盛阳衰,还‘雄’不起来),因为我生长在巴山蜀水,自然有浓厚的故乡情结……”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还能写出这么俏皮的文字——如果不是老朋友光明日报的约稿。
光明日报原科技部主任周文斌、光明日报《光明讲坛》主编计亚男还约了我两个长篇,《科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在2007年8月2日占了第10和11两个版面,《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发展》则在2012年5月14日占了第5版一个整版。光明日报对我真是厚爱!
你看,从1962年弱冠书生到2012年古稀老人,不是“‘光明’伴我半世纪”,“满目青山夕照明”吗?!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研究员、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