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传记文学成长的突破口

    传记文学“热”了好长一段时间。然而，“热”的背后却是乱象丛生。一些传记文学作品，曾经在畅销书的榜单上成绩不俗，但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作品自身的质量与品位急剧滑坡，主要表现在文学色彩淡化、人文关怀淡出、社会承担缺失。此外，相关的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也是老生常谈，诸如作品创作的真实与虚构问题、文本中的叙事与抒情问题、记人与记事问题等。

    当下传记文学要试图突破这些障碍，维护良好的发展生态，恐怕还是要回归到古典传统，在那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正如刘勰所说：“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以人为本，挖掘人性的内容表现和隐秀婉约的表达方式，是传统传记文学给予当下的有效启示。

    人本的重心

    我国古代传统学术分类本无文学、历史之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是为大宗。史部正史类《史记》始有列传之体，后世学者视之为传记文学的源头。此后诸如行状、碑诔、家传、自传、类传等传记体例皆在史部杂传类。由此可知，传记文学在我国古代一直从属于历史，作为一种史书撰述体例，传统传记文学自然具有不同于当代传记文学的特色。

    传统史书中的纪传体与当下文学中的传记体，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以记事为宗旨，人物只是叙事的线索，而后者则是以记人为宗旨，事件只是人物的点缀。以人为本的重心，记人的宗旨，就成为文学传记体区别于历史纪传体的本质所在。人本思想，也因此成为传记文学作品内容的根本指向。

    人本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论语·乡党》记载，孔子家的马厩失火，孔子归来后首先问道：“伤人乎？”不问马。问人不问马，这是儒家人本思想的最直接展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人本思想又体现为生命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最直接方式就是著书立说，以文章的不朽延续有限的生命。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曹丕《典论·论文》中也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可见，人本思想确乎成为文人著书立说的根本动力。六朝时期，碑诔、行状、谱牒、家传、郡书、类传等杂体传记的兴盛，不是偶然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本思想的世俗化，当是最根本的原因。

    具体到文学创作，人本思想则表现为作品内容对人性的挖掘。南朝梁代钟嵘《诗品·序》中说：“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诗歌作为文学的代表，可以沟通天、地、人之间的感应，可以昭告自然的幽微，彰显人性的善恶，由此可见人性与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庄子的回归自然论等对人性的阐述，无不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理论本源。

    人性的挖掘，在传记文学文本中又表现在抒情和叙事两个层面上。首先，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是人性本真的表现。钟嵘《诗品·序》中说：“自然英旨，罕值其人。”所谓“自然英旨”，具体到文学作品的内容上，即要求作品表现人的自然本性、自然情感，唯此才能成为一流的文学。另外，传记文学以表现人性为旨归的叙事，必然不同于史书以求实为旨归的叙事。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中说：“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也就是说史书记人，是为了编年缀事，叙事的任务在于从繁杂的事例中，理出头绪，说明道理。这就要求所记人物之事，务求精简，避免繁琐、虚构。而文学记人则是“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也就是说文学记人，不避奇异，逸闻趣事、街谈巷议，皆可下笔，关键是要突出人物独特的性格特征，亦即人的自然本性。

    传记文学以记人为宗旨的创作原则，对于人性的彰显有着先天的便利条件。六朝时期，萧广济、虞槃佑、周景式等人撰《孝子传》，即是从人性的角度弘扬孝悌精神，这对当下的传记文学创作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当下的传记文学创作，常以名人为传主，名人的社会效应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润通常是作家和出版社关注的焦点所在。利益当前，人性的挖掘就显得微乎其微了，作者的情感流露、传主人物的情感取向，自然也丧失了其应有的价值。

    隐秀的深情

    真情实感是文学创作的动力所在，传记文学亦不例外。

    古代文学评论家对作文情感的批评论述，尤以刘勰深得其中精义。《文心雕龙·情采》说：“五情发而为辞章”，“文质附乎性情”。《熔裁》篇又说：“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也就是说，情感的立意是文章构思的首要环节。作者的才情高妙，则文章必然旨意深远，内涵丰富。可见，情感的抒发对于文章创作的重要意义。

    情感的表达，除内容的真实之外，还要讲求表现的技法。《文心雕龙·隐秀》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刘勰以“隐秀”形容文章的情感表达，既要求文章的内容丰富、含义深远，又要求这种多层的深意、丰富的情感必须通过一种秀美婉约的方式展现出来。

    钟嵘《诗品·序》中说要“文约意广”，“文已尽而意无穷”。唐代司空图《诗品·含蓄》又提倡：“不著一字，尽得风流。”都是强调情感的表达重在含蓄，或者以侧面烘托，或者以形象比喻，要在空白处为读者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真情实感的流露是文学作品共同的诉求，然而其中的境界，在不同的作者笔下，又有天壤之别。

    具体到传记文学，举例来说，汉代刘艾的《献帝传》，记载汉献帝的生平始末，全文计一万余字。其中仅围绕献帝禅让，魏文帝登基之事，所录大臣的奏请文件就有三十八篇，约计八千字。所记大臣言论，千篇一律，均是恭请、褒颂魏文帝之词。刘艾作传，全部保留，或许是秉承史家实录的精神，然而终不脱冗繁拖沓之病。同是记录汉献帝禅位之事，孙盛的《魏氏春秋》只有一句：“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短短的一句话，魏文帝的心理、百官群臣的姿态、作者的情感，一览无余。同为历史的真实，《献帝传》的巨细无遗与《魏氏春秋》的点睛之笔，展现了高低不同的两种境界。

    我国古代虽无传记文学之名，却存在着大量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从传统传记文学作品与理论批评中汲取资源，以人为本的人性挖掘、隐秀婉约的情感流露，将成为当下传记文学作品提升自身质量水准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