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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05月22日 星期二

    文论之苑·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笔谈③

    形式的限度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感悟

    作者:廖 文 《光明日报》( 2012年05月22日 14版)

        至20世纪40年代,曾经盛行的形式主义,在它的发源地俄国走向了末路。但是,由形式主义开创的“形式至上”理念却并未消亡,而是以它强大的能量,在西方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中持续发酵、膨胀。

        与其同时的1942年,在中国陕北,毛泽东面对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延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针对中国文艺发展的诸多倾向,明确指出,文艺创作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内容决定形式。

        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在延安领导抗战的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深厚的中国文学修养出发,对许多重大文艺原点问题的阐述,包括对形式和内容关系的判断,揭示和说明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这对于70年后的今天仍有深刻的启发。

        

        完美的形式,对一部文艺作品而言当然重要。形式是内容的表达方式和手段,没有形式的凭借,再精彩的内容也难以呈现出来。古今中外的作家艺术家都十分重视对语言、结构、手法的淬炼。福楼拜当年教导自己的学生莫泊桑时曾要求:“我们无论描写什么事物,要说明它,只有一个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一个动词;要区别它的性质,只有一个形容词。我们必须不断地推敲,直到获得这个名词、动词、形容词为止。”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苦吟诗派”,“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执著专注可见一斑。必须承认,在“写什么”已经确定的前提下,“怎样写”是决定一部作品高低成败的关键。在文学艺术的发展演进中,形式的自觉是文艺创作渐进成熟的重要表征。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对形式问题的探求和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文艺的发展进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形式的重要性可以被无限放大,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可以颠倒。与内容相比,形式永远是第二位的。若论形式的精致考究,中国的唐诗宋词远在西方文学之上。在唐代律诗中,大到每首诗有几句、每句几个字,小到每个字词的平仄、对仗,如何“粘”,如何“对”,如何押韵,都有严格繁冗的程式规范。宋词的每种词牌都是严格考究的,所谓填词就是在既有的形式框架中加入内容。唐诗宋词的形式生成,经过了长期的积累,符合汉语吟唱的规律,不可谓不完美。但是,离开了内容,词牌只是“门牌”,不会是词,不会给人任何审美体验,不会留下任何文学痕迹。

        内容却不同。作为一种思想或情感信息,它可以不依赖特定形式而传播。王贵与李香香的爱情,可以是长诗吟诵,可以是故事演绎,可以是史料记载。文学家、诗人选择这个体式,不仅使这个故事可以更广地流传,尤其深入民间,更重要的是,这个题材本身,也就是内容,是文学艺术家运用并丰富形式的根本基础。内容赋予形式以生命。

        有人说,同一艺术形式可以表现不同内容,这可以证明形式的独立性。这有些道理。十四行诗既可以张扬浪漫激情,也可以抒发忧郁感伤;小说既可以用来描绘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也可以用以表现小小少年成长的烦恼。但是也必须看到,从形式的形成来说,一种特定的形式就是为表达特定的内容而生成的。唐诗从汉赋、古诗出,正是唐朝帝国开拓疆域、心寄天下的奋发进取时代。唐诗重于内容的豪迈、奔放,心忧社稷江山,诗谓之于诗;到有宋一代,经济发达,城市繁荣,文娱为之勃兴,于是,长于表现欢愉愁怨之致的词成为两宋文学的标志。再细分,一种词牌更适宜表达一种特定情感。“念奴娇”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一曲“雨霖铃”只能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离开了内容,错了内容,形式不再是形式。

        至于文艺史上屡屡出现过的“旧瓶装新酒”或“新瓶装旧酒”的现象,说到底,是形式与内容不匹配的表现,非理想状态,更无典型意义。“旧瓶装新酒”,往往源自新的内容还没有找到与之完全匹配的新形式,于是就权宜性地借用一下旧形式的外壳。一旦时机成熟,“新酒”必然胀破“旧瓶”。而“新瓶装旧酒”,实质是在花哨的形式中勾兑陈旧内容的低质品,遮羞掩目而已。

        由此看来,内容对形式的决定和统摄作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性的。

        

        当前,在文艺创作中,对形式的过度追求成为一种潮流,在有些领域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有些先锋作家在创作时延续着自己的标志性手法,倒置的章节、交错的时空、刻意的神秘化、反现代的语言画面等,依然在不遗余力地构建着“叙事狂欢”的文学场。但是,这样的创作在读者对“形式实验”的好奇逐渐淡去之后,再也难以收获鲜花和掌声。不过这起码说明,在创作界,尤其是在一些纯文学作家那里,形式的冲动依然强烈。

        与文学界相比,包括电影、电视、动漫等在内的视觉艺术过度形式化倾向更加严重。近年来,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脑科技、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为视觉艺术行业的技术提升提供了巨大可能。在高科技手段的支撑下,一些创作者患上了“技术崇拜症”,以形式取代内容,片面追求特效奇观、光影声色,镜头越来越华丽,画面越来越唯美,唯独缺失了对内容的精雕细刻。其结果,作品沦为华美的声光电展示,技术淹没了艺术。

        那么,文艺创作中的过度形式化冲动来源于哪里?

        在这一问题上,文学和影视稍有不同。影视比较简单,说到底,是为了以华丽铺张的形式迷惑大众、吸引眼球,进而把观众拉到银幕或荧屏前,创造票房和收视率。在一些形式论者看来,只要做足形式功夫,观众就会买账。实则不然。不久前,就在电影《阿凡达》余烟未尽,3D技术让一些电影人热血沸腾之际,第8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爆出冷门,黑白默片《艺术家》独中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5项大奖!没有台词,没有色彩,甚至连变焦镜头都没出现,但却一举击败了众多劲敌。这应该是当代影视艺术发展的一则绝好寓言。

        吊诡的是,同样的过度形式化,影视为了博得大众,文学却致力于远离大众,打造自己的“独立王国”。这在俄国形式主义当初的一系列努力中昭然若揭。俄国形式主义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文学从复杂的社会存在中抽离出来,既不需要承载社会责任,也不需要融通公共经验,成为一种单纯的炫技表演。对封闭性、独立性、自足性的建构,实则是在所谓的“专业化”旗号下跑马圈地、设置门槛,拒绝大众介入和参与的可能,使文学成为小众的专利。事实也确实如此。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曾产生一批形式玄奥、风格艰涩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些虽然被封为经典,但却拒人于千里之外,即便专业人士也不忍卒读,普通读者更是敬而远之。此类经典孤独地成了博物馆中的尘封品。

        

        逃离内容规约、肆意追逐形式终究难以行通。在经过一系列外界批判和自身反思后,俄国形式主义创始人什克洛夫斯基,1930年在苏联《文学报》上发表《给科学上的错误立个纪念碑》一文,无奈地宣布:“我们自己不好,走错了路。”1974年,他进一步撰文反省道:“我们拒绝了艺术的情感和艺术的意识形态性,就是拒绝了形式的认识及认识的目的。”

        由此,我们应该对形式的价值和意义及其限度,有一个更加清醒和理性的认识。

        首先,形式的价值是通过内容来衡量的,其自身没有独立的价值。缺失了内容的生气灌注,再活色生香的形式也只是干瘪的躯壳。并且,从根本上讲,形式本身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所谓形式之好坏,最终必须诉诸于它与内容的契合程度。与内容相得益彰、珠联璧合,这样的形式,即便简单、拙朴之极,也是完美的形式;与内容格格不入、背道龃龉,这样的形式,即便华丽、繁复之至,也是有缺憾的形式。形式可以具有审美价值,它的审美价值恰恰在于与内容的和谐统一。离开内容谈形式毫无意义。

        其次,形式实验必须以内容为中心,以利于内容表现为唯一目的和终极目的。归根结底,形式创新是手段和路径,根本旨归在于更加透彻、鲜明地传情达意。因此,创作中的形式实验,并非没有限度制约,可以随心所欲。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提出“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说法,应该成为创作中处理形式和内容关系的重要准则。除了为形式而形式,还有一种倾向也值得警醒,那就是形式过度。文艺理论的传统说法是,形式对内容具有反作用。以往,对“反作用”的理解偏重于正面意义,强调形式有助于内容的阐发。现在需要强调“反作用”的另一面,即形式过度也会妨碍和削减内容的表现,形式遮蔽内容,最终过犹不及,因文害意。

        再次,形式代替不了内容,形式也拯救不了内容。时下,一些写作者苦于内容的贫乏陈旧,于是挖空心思进行形式包装,“内容不强形式补”成为所谓的“创作秘诀”。一位先锋作家就曾坦言:“如果你的思想不是特别崇高,又采用一种中庸的写作方式,可能难以得到大家的关注,难以达到感动人、震动人的效果。”殊不知,在文艺作品的构成要素中,内容是不可替代的核心,任何其他要素都不可能超越和填补内容的地位。内容乏善可陈,形式包装得再花哨,也挽救不了整部作品的颓败。这种藏拙讨巧实乃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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