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酷历史的生命浩歌

    张品成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红色历史创作情结的作家，他的执著与韧劲，坚守与沉实，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创新和变法，对于一个作家更是内心的呼唤和变革的期待，于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展示这段革命历史，刻画人物，书写情怀，其新作《红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做到了，令人敬服。   

    小说故事并不复杂。上世纪三十年代，瑞金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一支前线下来的数名伤病员组成的红军队伍，到达一个叫前铺的地方。这里惨遭白军（国民党）屠杀，上级指派重建医院，革命之火在赣南山区燃起，治病救人，找药为民，让革命的事业顺利进行。在特殊时期，这一群特殊的人们进行着特殊的事业。伤员不断增加，生命要呵护，战事时有发生，缺医少药，人手紧张，转移与生存，个体生命和革命事业，遇到同样艰难的考验。然而，这是一支有着信念的队伍，以医院政委刘锡吾为首的红军战士，坚守信念，尊重生命，不弃不离，虽历经艰难，终于走出困境，最为精彩的是，在艰苦的革命征途中，吸收了几位不同背景的“郎中”，革命队伍逐渐壮大，这无疑使小说的内涵得到了拓展。  

    小说的重点不在于对革命时期艰难的书写和对革命者历史功绩的揭示，而是通过刻画一群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描绘这支队伍面对艰难环境所激发出来革命精神，表明革命者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尊严的推崇。由此，小说表现出有别于同类红色题材的新品格。

    从情节的叙事角度看，作品与其说是写刘锡吾等人带领医生和伤员恢复战地医院，重组革命事业，不如说是通过一个个不同的人生命运和生命情怀，通过革命的进程中个体生命的激励和发展的描绘，完成了小说对红色历史的新书写。小说没有复杂的战事，没有敌对双方的正面交战，没有宏大完整的场面，人物的性格发展恰成为其主要情节线。

    作品的人物有两条叙事线。一是红军的指挥官们在这个战地医院为革命而奋斗。他们中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像政委刘锡吾，像隐姓埋名的指挥官戴尔东（刘长有），都曾有留学的经历，虽不乏性格上的或鲁莽或猜忌，但他们对于革命的忠诚，对于战友的关爱，体现了人道精神与革命理想的结合。他们以特有的知识背景和人格精神，感染了这支队伍。

    小说集中笔墨描绘了性格温和、心怀济民之心的医院政委刘锡吾，以及留学法国、养伤于医院隐名的戴尔东。前者作为农民出身的红军指挥员，对革命的赤诚，为加入这支队伍的人们、共事者们所敬服；后者则是一位身负重伤，却是这个医院的精神支柱，从仁者爱心角度来处理战时的突发事件，并以“得民心为重，江山易得，民心难获”的箴言，以自己对百姓民众深切的关爱保护，诠释了革命者生命情怀与人生要义，以致那些从白区来的人，也没有想到这些视为乌合之众的“赤匪”中，还有这样的精英人物。最后这些人心甘情愿地融入其中，并为之付出。

    人物刻画的另一类是几位有着医生经历却来自不同阵营的“郎中”，如毕有康是白区的俘虏，白长吉曾是白区的牧师，诸葛逑泰为白区的富豪游医。他们的出身背景，“足可以成为红军的敌人”。一个是冥顽不化的反动派，一个是帝国主义的洋和尚，一个是剥削穷人的土豪劣绅。然而，虽以不同方式参加红军队伍，他们经历了组织中“有坚定信仰有追求的人们”的言传身教，从这些人潜移默化中受到革命精神的洗礼，受到了人生情感和生命尊严的触动。这些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组合，使这支队伍的成分复杂，也增加了小说人物刻画的难度。正是革命的影响力，红军战士的坚强意志和民心情怀的精神感染，使这些心存疑虑的“郎中”们，由陌路人到同路人，成为治病救人的主力。严酷历史中他们的作为，展示出了鲜活生命的另一情状。

    小说是一种散点透视的结构，二十多章几十个单元，其故事的逻辑链并不丝丝入扣；作品多用一句话或一个观点标示单元的题旨。或者说，作品的人物命运并不着眼于际遇结局，作宏大的精神提炼，而是在过程中展示，表现其精神变化和情感提升的一种状态，这无疑加深了作品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当然，面对“红药”这样一个题目，容易引发这样的联想，红军战时医院人员找药、治病、医人、突围等，从精神和物质上寻找和获取的，是源于神奇的力量。这丰富了对小说的题目内涵——革命精神炼制的“红药”，其力量无形无边，其影响至深至远。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