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

    三年。2009年重新起航的中国新医改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是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2.95亿人口,覆盖面超过95%；

    是基本药物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零差率销售,基层药品价格下降30%；

    是中央财政投入600多亿元,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是基层医务人员月均工资增加了600元左右,15个省份基层医务人员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公务员水平；

    还是设立专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免费为城乡居民开展了10大类41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的确,这些都是新医改三年来扎扎实实取得的巨大成就。

    然而,在这些相对抽象的数字背后,新医改如春风拂过,改变着中国最基层的医疗生态,其焕发出的勃勃生机,也悄然改变着普通中国人的命运。

 “如果没有医改,她肯定‘吹喇叭’了”

    边五牛是江苏无锡惠山区前洲区的普通农民,他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左腿行走不便。祸不单行,去年,他的妻子刘玉香突发脑中风导致偏瘫。

    “你看她这里凹下去的,去医院做手术花了十几万元,把脑壳去掉了。”边五牛指着妻子左脑的部位,对记者说。

    如果没有医改,边五牛夫妇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大医院的治疗康复费用对边五牛而言,实在是太贵了,无力支付的夫妇俩,只有一个选择——放弃康复治疗,回家。

    或许,边五牛将拖着残疾的病腿忙里忙外,一边想法挣钱偿还妻子手术欠下的债务,一边照顾卧床不起的妻子。“即便如此,像这样偏瘫卧床在家的病人,大多熬不过两三年。”这是惠山区前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科主任金达伟的判断。

    所幸,有了医改!

    边五牛并不担心花去的十几万元手术费,因为农村“新农合”为他支付了大部分费用。

    记者见到边五牛时,他正安坐在惠山区前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室里,看妻子扶着康复器械,再一次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这里的条件一点不比大医院差,一天的费用是200元,能报销90%,我只出20元钱。”每天花20元就能换得妻子重新站起来,边五牛觉得“太值了”。

    边五牛知道的是,因为医改,他花得起钱为妻子做手术、买得起药给妻子做后续治疗,设施齐全的康复室也让妻子免去了卧床之苦。

    边五牛不知道的是,像他这样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普通人近13亿,覆盖率超过95%……这意味着,截至2011年,在中国,每100个人中,至少有95个人,一旦生病住院,个人只需支付30%左右的费用,剩余的70%由医保基金承担。这还只是政策范围内的报销比例,实际上,在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报销比例都超过了70%。

    边五牛不知道的是,为了能让全国多一些像前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样的标准化基层医疗机构,两年来,中央财政累计共投入600多亿元用于县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建设和设备购置。

    边五牛还不知道的是,为了能让像他一样的普通老百姓买得起药,全国都推进了基本药物制度建设,每个省的药品都统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零差率销售,全国的基层药品价格下降了30%左右。截至2010年底,城乡居民个人支付医疗费用占卫生总费用比例为35.4%,比改革前降低了4.8个百分点。

    在边五牛身上,新医改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从改革中得到实惠”从纸面上化作现实。

    虽然边五牛不知道这些数据,他也不会用专业术语道出医改是什么,可是,医改已经融入他的生活:握在手里报销来的住院费是医改,妻子扶着的康复器械是医改,不贵的丹参片也是医改…… 

    “如果没有医改,她肯定‘吹喇叭’(去世)了。”边五牛直着嗓子喊出这句话。

 “有尊严、拿工资,谁还会‘以药补医’”

    从20岁起做“赤脚医生”,刘翠珍,江苏省高邮市郭集镇盘塘卫生站的一名村医,已经在乡村行医30年。

    如果没有医改,刘翠珍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她可能在自己家腾出一间房子,摆个简陋的药柜,药也只有简单的几种;她或许会在家里等病人上门,给偶尔因头疼脑热、拉肚子等小毛病上门的病人开点药，从中赚点零头；如果病人太少，刘翠珍也许还要种田或搞点其他副业维持生计。

    可是，有了医改！

    当了30年村医的刘翠珍，参加了省里举办的培训，去年考取了执业助理乡村医师，“50岁的时候，我也持证行医了!”刘翠珍说，这是对她行医资格的肯定，也让她找到了真正成为一名乡村医生的职业尊严和自信。

    现在的刘翠珍经常主动送医上门,为村民做一些检查,普及慢病管理知识，需要作计划免疫时,她会上门挨家通知。

    她如今的收入也和开药多少无关了，乡镇卫生院会对她进行绩效考核，根据她完成公共卫生服务的数量、质量和群众满意度支付给她工资。“一年有3万多，都是政府给的。”刘翠珍很满意这样的收入，再过4年，等她满了55岁，她一个月还可以拿到800元到1000元的养老金。

    如今，在新医改推行后的中国，像刘翠珍这样的乡村医生有超过100万名。他们是中国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网络体系的“网底”，承担着农村地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他们同刘翠珍一样，也在经历着人生的变化。

    2011年，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在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前实现了全国覆盖，至此，在中国所有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再有基层医务工作者还能靠药品创收，几十年来“以药补医”的痼疾成为历史。

    没了“以药补医”，政府出钱购买村医的服务，发工资给村医，而为了让这工资“物有所值”，政府又推出激励机制——绩效考核。绩效工资制度在全国范围推广和落实，各地普遍建立了以服务数量、质量、效果以及居民满意度为核心的考核分配机制。

    根据2011年上半年抽样调查显示，全国基层医务人员每月平均收入提高了600元。

    在福建，除绩效工资以外，省级财政每年都会增加支出1亿元，对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按照人均每年3600元的标准给予奖励；在重庆，除实行国家规定的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考核之外，还规定医疗机构的院长、主任们的绩效考核结果与干部考核、职务晋升等挂钩，建立竞争性的用人机制；在黑龙江，奖励性绩效工资比例被调整至60%，设置岗位系数和考核系数，充分体现了“多劳多得、优绩优酬”……

    刘翠珍的经历是基层医疗机构彻底破除“以药补医”现象的真实写照。

    “有尊严、拿工资，谁还会‘以药补医’？”虽然刘翠珍说不清基本药物制度、政府补偿机制和绩效考核这些复杂机制之间的关系，但刘翠珍知道，医改让她有了职业的尊严，有了稳定的收入和养老金以及为村民服务的动力。

 条件好，质量高，群众才肯来

    大成桥镇卫生院是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普通乡镇卫生院，辖区9个村，服务群众32687人。

    如果没有医改，这里会是什么样？

    “风雨飘摇，举步为艰。”大成桥镇卫生院院长谢文龙用这八个字来形容。

    基本医疗设备设施简陋，技术力量薄弱，这些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

    2009年，由于雨水过多，大成桥镇卫生院所在地发生了地质塌陷，住院楼的梁柱竟然断裂了，墙壁裂开了大口子，随时会垮塌。万般无奈，卫生院被临时安置到了大成桥镇政府内，“连办公的桌椅板凳都凑不齐，病人当然更不愿意来。”谢文龙说。

    好在，有了医改！

    “现在，我们是宁乡县乡镇卫生院的样本，是全市设备设施最好的乡镇卫生院。” 谢文龙说。新的大成桥镇卫生院，有标准的中心供养系统、有完善的护士站呼叫系统，还有便利的信息平台，病房里更是电视、空调、卫生间一应俱全。

    新的人事管理制度，也让谢文龙颇为满意。医改以来，大成桥镇卫生院实行了全员公开竞聘上岗，合同制管理，又实行了工资绩效考核制度。

    医生不再端着“铁饭碗”，通过区域调剂，一些优秀人材也能流动到这里。由于实行了基本药物制度，以药创收也不复存在，工资高与低，全看个人的工作数量、质量和群众满意度。

    “有了工资做内驱动，不用我催，个个都积极着呢！”谢文龙说，“我们的病例合格率从70.1％提高到了91.2％，处方合格率由75％提高到了94％！” 

    有了好的硬件设施，有了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病人才肯来。

    2012年1月至3月，大成桥镇卫生院的门诊量为4940人次，同比增长了23％，住院664人次，同比增长了71％。

    大成桥镇卫生院不是中国唯一从医改中受益，又以优质服务反哺群众的卫生院。

    三年医改，中央投入430亿元，支持了2233所县级医院、6200多所中心乡镇卫生院、2.5万多所村卫生室的建设；投入130多亿元用于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设备购置；投入41.5亿元，支持了238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为了增加下乡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全国有2788个县（市、区）完成了乡镇卫生院编制核定，共核定编制数114万多名，比改革前增加了29.9%，竞聘上岗、绩效考核工资也随之实行。

    这些数字谢文龙都有所了解，但这些还不是谢文龙看到的医改。

    在谢文龙眼里，医改，是看得到的卫生院新大楼，是让他省心的人事管理制度，是老百姓的好口碑。(本报记者 詹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