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聘英译中作者,要求英语专业,本科大三以上即可。”类似的广告,时下里在一些高校校内网站上时常出现。“这批国外经典作品,我们找了一批外语学院的学生来翻译,花费很少。”一位图书出版人这样告诉记者。
今年世界翻译日前夕,高莽以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剧本,获得我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而翻译家江枫通过优美的文笔,让雪莱的诗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中国流传至今。
事实上,近年来,我们的翻译作品多了,但脍炙人口的佳译的确少了。就此问题,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版协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秘书长、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
好的译作需要千锤百炼
记者:当年,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牛虻》等外国名著被译成中文时,脍炙人口。现在每年出版的翻译书达上万种却佳作不多。
李景端:现在好的译作还是有的,有些名著的更新译本比多年前的旧译,确有明显进步。但总体看,受人称道的佳译的确少见。
与以往相比,首先,现在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深入人心的作品太少了,缺乏影响力的原创作品,即使出现什么佳译名句,往往也被人漠视了。再有,现在懂外文的人多了,而翻译又没有统一标准,对译作的不同诠释与争议也多了,于是要让人们对某个译本的优劣取得共识似乎也更难了。不过,这些当然只是次要原因。最主要的还是翻译态度不严谨和翻译机制存在缺陷。不少人是为评职称或赚外快搞翻译,还有人不懂瞎猜、偷工减料、随意删节甚至多人凑译等。
记者:冰心曾说,她只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翻译之前要把外文先读几遍,弄懂、熟悉之后才动手翻译。以往老一辈翻译家的工作风貌如何在新一代翻译者身上传承?
李景端:要像老一辈翻译家那样,把从事翻译当作一种热爱的事业。杨绛为了能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特意自学西班牙文,历经22年,终于出版了我国笫一部据西文译出的《堂吉诃德》。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剧本》,为使人物对话读来琅琅上口,特意到剧院去听演员对白,以此作为自己修饰译文的参考。他坦言:“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暖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
支撑他们这样做的,只能是对翻译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对译德的自觉恪守。要传承老翻译家的译德,有必要大力提高翻译家的社会地位,纠正各种歧视翻译的做法(如翻译成果不算科研,翻译稿费要低于原创等),要广泛宣传老翻译家的事迹,营造尊重与支持翻译的社会氛围。
翻译行业需要“集团军”
记者:现在有些书,名字听起来不错,题材也不错,但译者生搬硬译,谈不上“信、达、雅”。这种状况如何改进?
李景端:出版社是翻译作品进入社会的最后一道关口,必须建立翻译出版的资格准入制。严格出版社对翻译质量的审定制度,加强对翻译编辑的培训和管理,强化出版社对承担翻译质量的责任制,译稿必须经过校订,必须保证社外校订者的合格资质,并在版权页加署校订者姓名。对多次粗制滥造、翻译侵权、翻译造假的出版社,应取消其翻译书的出版资格。
翻译无统一标准是客观现实,但绝不能成为劣质翻译存在的借口。翻译是一门独特的学科。对不同的翻译,应该有不同的要求。人们通常都强调译文要对应、等值、准确,这没错。但我认为,这些只是针对像法律文书、外交文件、商业合同等这一类文字翻译的要求。文学翻译,应该有比文字翻译更广泛的尺度。文学作品是作家认识客观世界又企图表达主观意愿综合思维的反映。引进外国文学作品,是为了了解外国作家在作品中所要传达的信息,体会他观察人生及社会所表现的艺术手法。据此要求,除考察文字转换外,还需要审视与文字相连的语境、伏笔和前后呼应,读出作家在文字以外的文化含义。我以为,评判翻译作品,第一位的当然要看导向,审其内容及倾向;其次看译文的总体把握,包括对主题的诠释,作者风格的理解,明显错漏的多寡,行文表达的能力等。倘若前两项都较好,译笔是认真的,那么,这类翻译即使出现几处误判或少量不当,都不宜过于苛求。尤其是评判文学翻译,为尊重译者不同诠释,只要不离谱瞎造,都应允许各行其道。
记者:如何培养和建立翻译家队伍?
李景端:要把培养和建立翻译家队伍纳入国家人才培养规划。要较大提高翻译报酬,鼓励成立翻译家事务所,发展翻译中介和翻译经纪人,建立有公信力的翻译质量鉴定机构,受理翻译打假的质量鉴别,扶持非广告式的翻译评论。同时,我建议设立国家翻译奖,并更广泛地开展翻译的奖优惩劣。(本报记者 刘 彬 李 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