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寻人生中走进哲学

    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的恢复高考，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来说，最重大的意义是打破了先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定型社会的规范，给予了每一个人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中国社会的活力正是由此而产生出来。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重新选择人生，并在新的人生探寻中走进了哲学。

    1977年的高考，我如愿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也第一次享受到人生选择的愉悦。高考的成功给了我研究人生价值的经验感受，而后的哲学专业训练给了我研究人生价值的理性自觉。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相继开展的认识的主体性与价值性研究、人道主义问题讨论、文化哲学研究等等，说到底，都是对人生价值问题的探讨。这些探讨对于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在哲学研究的问题上，不再满足于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理解人的理性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而是深化到本体论的层面探究人的价值存在、人的目的和生存意义，揭示人的生命创造的形上根基；其二，在哲学的研究范式上，破除了长期以来在我国哲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原子论、机械论和二元论的研究范式，确立意义整体的研究范式。

    我在这里概括的这两个方面的变革只是从大致的发展方向上来说的，每一个学者对于这两个方面的变革都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我也把认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但是，我在读了文化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之后，最终把自己的理论生长点定位在文化哲学和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上。

    文化哲学的研究，给我的哲学研究带来了多方面的突破。首先是在认识论领域，突破了在大学本科学习时接受的以近代生理学为基础的反映论模式，确立了以人的创造性为主题，同时吸收了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认识论研究成果，形成了文化哲学认识论研究的学术理路。我的博士论文《人类认识结构与文化》（武汉出版社1991年出版）就代表了我在文化哲学认识论研究上的成果。其次是在本体论领域，突破了自然本体论的框架，开展了对历史偶然性的本体论研究。文化哲学的认识论不同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和现代逻辑实证主义认识论，其一个根本点在于，它不是以知识为研究对象，而是以人的生存价值、人的创造性为研究对象。以知识为研究对象，构造的是知识论的认识论，这是一种狭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本质上是排斥本体论的，维也纳学派提出“拒斥形而上学”，就代表了知识论的认识论理念。文化哲学以人的生存价值、人的创造性为研究对象，是一种广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不仅不排斥本体论，而且要求把人的自由本体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卡西尔由认识论而本体论的道路就反映了广义认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我在把自己的认识论研究定位于文化哲学的认识论时，就自然地沿着它的内在逻辑进到了文化的本体论研究。在文化本体论的研究中，我以对历史的偶然性的本体阐释，说明人的自由问题，突破了在人的自由说明上的认识论的范式和自然必然性的决定论。我的《生存与评价》（东方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集中了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再次在哲学史领域，我研究了从维科、赫尔德到狄尔泰、新康德主义、卡西尔，从泰勒到斯宾格勒的文化哲学发展，发现了18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之外的另一种哲学传统。这一哲学传统不仅贯穿于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哲学史之中，而且还在20世纪有了新的发展。不仅如此，这一哲学传统也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以后的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我就在对文化哲学史的研究中打通了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而展开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研究。这一研究理路体现在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书中。

    沿着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的路向，我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定位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潮，是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共同创造出来的；正是他们的创造使我们重新认识了马克思，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的观念，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发展。因此，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视角，而且还可以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上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的近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上下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就是我以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立足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时代高度，反思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成果。在这部著作中，我以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为核心范畴，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世界性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做是经由几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创造，由诸多民族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所组成的有机整体，而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这一有机整体的不同表现。

    文化哲学和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我们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创造新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产业的崛起，创造了一个以文化为中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方面是生产和消费、社会的管理、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越来越依赖文化的符号，受着文化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是消费社会的形成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不断地消解精英文化，改变了文化创造的本质，造成了文化的异化，从而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面对中国社会的这一变化和出现的问题，中国学术界提出了生态文明、文化软实力、网络文化、文化传播、消费主义价值观、性别文化等问题，力图从文化的视角思考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综合发展，从而形成了新一轮的文化研究。这些都突出了文化哲学和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意义。研究文化哲学，有助于变革我们以往遵循的以技术、生产工具为中心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创造以文化为中介的文化哲学的思维方式，以深刻地揭示中国当下实践的本质和未来趋势；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助于我们从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比研究中，既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又突出中国的背景、中国的问题，创造适合中国发展的文化哲学理论。近年来，我综合自己对文化哲学和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以文化哲学为研究范式，开展了以中国现代化为中心论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力图通过这一研究打通理论与现实的联结，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从开始选择学习哲学到决定从事哲学的教学和科研，30年来，我觉得自己完成了人生的一次自我超越：如果说我当初上大学选择哲学专业只是出于对个人职业的考虑，那么，我决定留校从事哲学的教学和科研却是因为哲学解答了我所探求的人生之谜。黑格尔曾经把自由思想活动作为哲学的本性。应该说，正是哲学的这一本性帮我实现了人生的自我超越，所以，我也相信，哲学的这一本性是哲学存在的理由。这无论是对一个民族来说，还是对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