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我们这里办理离婚手续多的时候一天有十几对。今天上午已经办了六七对。”7月初的一天上午,在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位专门办理离婚登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如同飞速增长的经济一样,近年来中国的离婚率一路狂飙。日前公布的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今年一季度,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较去年同期增长17.1%,平均每天有3800多个家庭解体。
婚姻的社会功能弱化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离婚率持续上升,2010年离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是1979年的3.34倍。对于高企的离婚率,多数专家认为,应当归咎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
中国政法大学婚姻法教授何俊萍认为,工业文明使得现代人经济上、精神上都更加独立了,从而让人能够独立生活而不依赖对方。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古晓丹则表示,离婚率增高并非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现在,人们从恋爱到结婚,多是强化了婚姻在精神和感情层面的功能,反而忽视了婚姻在传统上最受重视的社会功能,忽视了家庭整体、繁衍功能和风险防御功能。当婚姻遭遇巨大的现实压力时,社会功能实际上是需要强化的,由于在观念上这一块很薄弱,于是婚姻变得弱不禁风。
传统的家庭纠纷解决机制相继失效,也是离婚率高企的原因之一。在过去,婚姻被看作和社会以及国家利益有联系的“公事”,如果出了婚姻问题,夫妻双方的工作单位、居住的街道和大家族会出面调解和干预。维情连锁集团首席婚姻分析师明丽说,在过去,如果最终走到了离婚这一步,往往还要双方单位开证明。明丽告诉记者,“这一方面让一些感情已经完全破裂的婚姻不得不延续,延续了双方的痛苦;但同时也给了很多人缓冲和冷静的机会,重新思考亲情和感情,挽救了很多家庭。”
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手续简化后登记离婚更方便。正是从这一年起,我国离婚夫妻的数量开始递增。
制度与疏导双管齐下
草率结婚和草率离婚的代价极 大,传统的家庭纠纷解决机制又失去了作用,不少专家呼吁,应尽快建立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新型家庭纠纷解决机制。
2007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中,首次出现了“婚姻家庭咨询师”这一职业。
作为首批的婚姻家庭咨询师,明丽非常看重婚前咨询、婚姻学校的作用。她表示,现在政府对社工事务所等机构非常关注,应该进一步加大力度,建立更多的事务所、婚姻学校,给大家提供婚前培训和指导。
“设立‘婚姻家庭咨询师’岗位,提供情感教育,都是建设解决现代家庭纠纷新机制的一部分。个人解决矛盾的能力终归是有限的,需要社会支持系统。因此,我们不仅仅需要婚姻家庭咨询师,还需要一个咨询服务和心理支持的社会网络,如单亲母亲的互助团体和社会帮助团体以及危机干预系统。这些团体和系统应该覆盖城乡社区,逐渐完善成网。”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金一虹说。
如果走到了离婚这一步,也并非没有挽回的余地。明丽所在的机构已经专门做起了为婚姻当事人草拟试离婚协议的生意。自2009年初推出这项服务以来,两年半的时间里签署试离婚协议的有150多对夫妇,而和好的有131对。在明丽看来,“试离婚”模式能够给婚姻提供一个缓冲区。
即使在万般无奈之下进入了司法程序,司法机关也应提供更好的司法服务。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法官张冠楠就建议,考虑到婚姻的稳定对于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婚姻官司的复杂性,我国可以效仿国外和台湾地区设立家事法庭,专门负责家事审判。
古晓丹也认为,由于婚姻纠纷常常涉及子女抚养问题,需要法官做出大量调查,而且常常带有感情疏导,因此建立家事法庭不啻为完善新型家庭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好选择。
本报通讯员 路倩雯 本报记者 王逸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