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书包”

    老舍作品《老张的哲学》里有这样一幕：“老张的学生们不经老师同意喝了老师的茶，老张打了学生张成，又审问了喝茶吃冰块的学生，然后发话回家告诉家里大人，说他老张为应付教务大人检查备了茶水点心，又为同学们泡了小叶茶，要家长看着办，该拿多少拿多少”，最后说“去吧！”，“小三们挟起书包，小野鹿似的飞跑去了。”今天，我们读这一处时，会不会将小三们所挟起的“书包”，误以为是能够将书装入其里的那种包呢？

    鲁迅作品《两地书》中，许广平写给鲁迅的信里也提到过“书包”，她说：“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悲观痛哭的了！在无可救药的赫赫气焰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洁身远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

    鲁迅在《呐喊》里也写道：“一个大教育家说道：‘先生一手挟书包一手要钱不高尚’。”鲁迅和许广平先生提及的“书包”，是怎样一种形制的书包？ 

    在今天，提到“书包”，人们当然会认为是将书装进去既可以供人肩背，又可供人手提的包。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人们生活中还没有这样的书包，那时，小学生们去上学，都是先把书放在一块布里，然后用布把书裹起来，这就叫“书包”。老舍笔下小三们所挟的书包，和鲁迅许广平所言的“书包”，都是这种情形的包裹。

    那年头，为什么要用一片布把书包裹起来？彼时国人十有八九属文盲，人们对文字都有一种敬畏感，凡纸上有字，都很珍视和爱惜，读书人用一方布将书裹上，这既是对书籍的珍爱，也是对文字的特别尊重。

    1939年10月萧红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挟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从萧红描写的情景，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书包，用的是黑绸子印花布。

    近日重读汪曾祺的散文，《跑警报》一文中写道，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政府迁向重庆，西南联大去了昆明，小日本对重庆狂轰烂炸，昆明也时有空袭警报响起，“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上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的信——情书。”从汪先生所言的情况来看，起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学校里还不流行挎在肩头的书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