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维钊的书法缘

    陆维钊的名字是和中国最早的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59年，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深感中国画系的学生大多只重视绘画技巧而忽视文化修养，古典文学及书法基础薄弱，便有意物色一位古典文学和书法俱佳的人才，来浙江美院担任古典文学和书法教师。

    有一天，潘天寿与吴茀之、诸乐三一起游览西湖，在三潭印月一个画廊看到一幅山水画，用笔不俗，题跋内容及书法都十分出色。便赞叹道：“杭城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啊！居然还有如此难得的人才。”潘天寿欣喜地记下作者“陆维钊”的名字，回学校后马上打听，得知他是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便通过组织部门向杭州大学商借。与此同时，浙江医学院也因缺少中医古文教师，得知陆维钊既精通古文，又深谙中医，也向杭州大学借用陆维钊。陆维钊便同时在美院和医学院兼课。

    到了1960年上半年，浙江美术学院决定正式调陆维钊，浙江中医学院也决定调陆维钊。两条道路铺在陆维钊面前，是选择书法，还是中医？书法和中医都是他多年的业余爱好，从内心来说，书法毕竟是“馀事”，他对研究中医更感兴趣一些。但最后陆维钊选择了美院，选择了书法——一则因为美院的调令先到，二则有感于潘天寿的知遇之恩。潘天寿让陆维钊担任美院专职书法教师并委托他筹建书法篆刻科、担任学科主任时，两人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谈话：

    陆维钊谦让道：“我不是第一流书法家，恐怕不妥。”

    潘天寿回答道：“也决不是第三流书法家，不要客气了。”

    陆维钊觉得潘天寿把他视为第二流书法家，评价恰当，所以引为知己，愉快地答应了。

    1962年，经文化部批准，浙江美院正式建立书法篆刻科，并于1963年招生，从而翻开了中国书法史上崭新的一页。潘天寿和陆维钊的高山流水之交，也被传为美谈。

    1979年年底，潘天寿夫人何愔由公子潘公凯陪同，到浙江医院探望陆维钊。谈话间，她说到准备为潘先生重新修墓，原先由陆先生题写的墓碑是竖写的，字也小了些，现计划改为横碑。她看到陆先生已经病入膏肓，不便提重写墓碑之事，只是惋叹来得太晚了。陆维钊听出她的意思，连忙说：“你放心，我还能写字。潘先生的事我一定尽力。”说着马上让女儿回家拿笔墨用具。大家劝他待身体好一点再写，他十分坚决地说：“潘先生的墓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把它写好。”家属们就在病房的空床上铺上木版，展纸磨墨。他写了一幅，已是气喘吁吁，仔细端详，总感不满意，便坚持再写，写毕，一阵眩晕，又呕吐起来。这幅墓碑，竟成了一代书法宗师陆维钊的绝笔，也成了他对潘天寿知遇之恩的竭诚报答。

    陆维钊临终前，把朱关田、王冬龄、邱振中、祝遂之、陈振濂5位书法研究生叫到病床前，上了最后一课。同时，将5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托付给沙孟海先生。可以说，陆维钊为中国书法的学院教育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