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励志警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是人人耳熟能详的名言,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言语里、文章中、媒体上。
这句由清华学子在1979年底首先喊出的励志强音,以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入选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十件大事之一。4月23日下午,一座“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理念墙竖立在清华大学工物馆4楼。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又是怎样成为时代强音的?时隔31年之后,当年的热血学子有着怎样新的感悟?带着一个个“问号”,记者专访了刚刚参加母校百年纪念活动归来的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77级2班毕业生、现任安徽阜阳市环保局总工程师的王文一。
“这是我们班同学的共同心声”
记者:“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是人人耳熟能详的励志名言。这几年包括今年清华百年校庆媒体陆续报道是您第一个提出了这个说法,是这样吗?
王文一:今天接受采访,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就“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个话题跟媒体交流,以前的报道是采访我们同学了解的情况。这句话,虽然是我在当年班级讨论发言时说出来的,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肯定有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法,最起码那是我们化77级2班全体同学的共同心声。
记者:那请您介绍一下,当时说起这句话的背景。
王文一: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考入清华大学的,这之前因为是农村户口,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学过木工、瓦工,在窑厂摔过砖坯、出过大窑,还当了一段时间的代课教师。
1978年初,我们进入清华园之后,正赶上刚刚走过“文革”那段癫狂的岁月,社会各种思潮泛滥,也影响到大学生。从封闭走向开放,自然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迷惘而热血沸腾的大学生经常为社会制度、社会发展争论不休。那时候——1979年年底,班里组织开展大讨论,目的是畅所欲言,明辨是非。但是讨论来讨论去,许多问题讨论不出结果,这样就造成了会上发言你来我往,常常耽误了饭时;会下仍然争论不休,影响了学习。
当时讨论时我是不怎么发言的,有一次点到我的名,我就说:“外面的事咱管不了,我们在大学里读书,还是应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其实,当时大多数同学也是一样的想法,后来团支部就把“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作为大讨论的结论上报,全班同学都很认同。
“这句话得到了那个时代的广泛共鸣”
记者:作为班团支部的大讨论成果,这句话后来是怎样风靡全国的?
王文一:当时一点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直到有一天有两个记者来采访我,我才知道是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句话。来采访的记者是一男一女,记得其中一个姓刘。采访的地点是在12号楼的4楼,楼西头靠近卫生间有一间没有住人的宿舍,我们就在那里谈了一会儿。后来,中国青年报先发表了报道,接着,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报道了这句话。(光明日报1980年3月20日曾刊发消息)
记者:那个时候,记者采访可是一件大事,您就一点也不知道情况?
王文一:不知道。那时候只是听说团支部上报了大讨论的结果,系里和学校很重视,也没多打听。这一次去参加百年校庆,才听程宜荪、李继定他们说起具体情况。
记者:那请您介绍介绍这些情况。
王文一:程宜荪当时是学生干部,他这次专门写了一篇回忆当时情况的文字;李继定是我们班唯一留在清华的同学,许多媒体采访过他。
根据程宜荪的回忆,当时系里和学校对这个大讨论的成果十分赞同,包括年级支部书记谢新佑老师、系党委书记滕藤老师、学校团委书记贾春旺老师,等等。程宜荪还为此参加过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举行的青年工作座谈会,介绍了大讨论的情况,当时,习仲勋同志插话和提问的问题最多,表现出极大兴趣。再后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于是,上世纪80年代初这句话传遍了全国,得到那个时代的广泛共鸣。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应该不会过时”
记者:一句话叫响了一个时代,时隔30多年之后,您想过为什么吗?
王文一: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当时有“三个符合”。第一就是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大家同心协力,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第二是符合清华大学的办学理念,清华的校训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清华的精神是“行胜于言”,都与这句话具有同样的内涵。第三是符合那个时代的共同期盼,经过了文革浩劫的中国人,具有想稳定、思发展、盼繁荣的共同心愿。
记者:“三个符合”的确言之有理,还有其他原因吗?
王文一:除了“三个符合”,除了自上而下的宣传声势,“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能够形成强大影响力,还因为这9个字,是非常朴实无华的大白话,易说、易听、易记。同时,这句话具有普遍适用性,不管什么行业,不管年龄大小,都十分适用。
记者:是的,今天“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已经被应用于几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王文一:“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表达的是律己的要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我觉得,从这句话的内涵上看,应该不会过时。
“认真工作、奉献社会,心里就会踏踏实实”
记者:可以说说您自己的情况吗?比如毕业以后的工作轨迹。
王文一:我的工作轨迹比较简单,198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仪征化纤联合公司工作了两年,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就调回到老家阜阳,先是在当时的地区环保监测站,1996年成立环保局后,就调入环保局。工作内容也基本是两段,一段是直接从事环保业务工作,担任总工程师后主要精力用在技术管理上。
记者:这次回母校与同学相聚,您班上同学在地级市工作的人多吗?
王文一:不多,没有几个人。
记者:现在社会上有些人的评价标准,成功就是当大官、发大财、做大学问。像您一个77级、名校毕业的大学生,跟这些“标准”比,心里踏实吗?
王文一:我心里没有什么不踏实。我也清楚社会上的那些“标准”,但人对物质的需求毕竟有限,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就是扎扎实实为社会做一些事。
我1994年评上高级工程师,后来当总工进入公务员系列,职称就不能再评了。做具体业务时,治理工业污染是我的主要工作,前前后后设计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个企业污水处理工程,为实现达标排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当总工,牵头进行技术管理和重要污染事故的处置,每一次都尽职尽责,圆满完成任务;担任中国工程咨询协会专家,每一次评审都认认真真。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能够认真工作,奉献社会,心里就会踏踏实实。 本报记者 李陈续
(本报评论《值得永远践行的人生追求》见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