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重庆4月19日电(记者 李松)重庆梁平县虎城镇原党委书记邓平寿被群众亲切称为“田坎书记”,他下乡从不坐车,他的办公室永远都向群众敞开,他让虎城镇从一个山区穷镇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镇,最后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出殡那天,成千上万的群众,佩戴白花自发前来为他送行。
邓平寿喜欢下乡,除了镇上开会和赶场,他都要往下跑,不坐车,用脚走。早些年,路不好,农民天晴下雨一双草鞋,泥巴裹腿。当了书记的邓平寿也穿上了草鞋,他发誓:“虎城农民不脱草鞋,我就不脱!”人们喜欢称他“草鞋书记”。
后来他和生活好起来的农民一样,不穿草鞋了,可走路这条没变。一身布衣,一双胶鞋,一个帆布挎包,包里装着笔记本、桑剪、蚕药,走一路,看一路,问一路,记一路,虎城17个村的77平方公里,哪块地的秧子长得不好,哪棵桑树没刷白,谁家的茧子生病了,他都清清楚楚。路上,遇见哪个老伯挑着担子,他会接过来挑上一程;赶上在农户家吃饭,一碗泡菜、二两老白干他最喜欢。虎城的老百姓都说他“不架势”(没架子),给他编了一个“四子歌谣”:不坐车子,不戴(草)帽子,不摇扇子,手上有块汗帕子。
邓平寿最快乐的日子,是每月二、五、八赶场,这几个日子他一准坐在办公室,从一清早开始,提着扁担的,背着娃儿的,抽着旱烟袋的……一拨一拨的农民往他屋里跑,有来打听电话号码的,有托他帮助买良种的,还有托他代取汇款的。那些没啥事的人,就来为歇歇脚,和他唠唠嗑,喝口茶。他桌上那个泡着老荫茶的大茶杯,谁渴了谁抱过来喝,靠墙边能挤下10个人的长沙发,一整天都是满满当当的,天长日久,沙发被磨掉了一层皮。
为了虎城百姓能尽早过上好日子,邓平寿每天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马达。人们常常看到,白天跑了一天的邓书记,夜晚他办公室的灯光依然亮到很晚。这时的他总在做两件事:一是打电话,17个村的村主任挨个打一遍,询问各村的情况,交流他白天看到的问题。由于他天天晚上打,以至于全镇村干部的电话号码烂熟于心,有谁打电话找不到号码就问邓书记,久而久之,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活电话簿”。第二件事就是读书,特别是农业技术书籍。他说:“给群众办事,不懂技术,就会说外行话。”2006年,《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为干者呼”的文章,他组织全镇干部学习,手拍着桌子激动地说:“干部,干部,就是要干!不干,你是哪个部?”他把这篇文章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
邓平寿的节省出了名。他在县里开会,总是当天赶回,一年三四十次会,最多住宿两三晚。1999年,他带领镇干部职工10多人到宜昌、武汉考察企业和集镇发展,全部利用晚上乘车坐船,还舍不得买卧铺,大家挤在过道上打盹。原计划6天的行程仅用了3天,节省开支5000多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节俭的邓平寿,在另外的时刻却是出手大方。镇里有块“永不消失的光荣榜”,榜上公布的都是捐款人员及数目,邓平寿的名字总是排在第一,每年不少于5000元。而到他去世为止,他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900多元。
谈起父亲,女儿邓巧娟总是忍不住泪水涟涟。为了让虎城这个梁平县最边远的乡镇每村、每组都通水泥公路,父亲没日没夜地工作,拿着不高的工资每年都要捐款上千元,自己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最贵的一件衣服是她为父亲花90元买的风衣,而只有在重要的场合父亲才穿。
巧娟工作后,宿舍和父亲同在镇办公楼里。每天早上,邓平寿都会早早起床为女儿做好面条,还让女儿对自己的 “厨艺”多提意见。巧娟忘不了父亲的话,“现在我把手艺练好了,等退休之后我就在街上开个面馆,煮面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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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是花下肥泥巴》
这部由黄河导演、据邓平寿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曾在上海电影节入围传媒大奖。影片没有歌颂,没有拔高,没有强烈的剧情冲突,拍得非常生活化,对白采用四川方言,并且直接请当地村民参与演出,令人倍感真实。电影用镜头语言描摹了一个乡镇干部平凡而真实的形象,平平淡淡中流露出真实的感动。
■话剧《田野的希望——邓平寿》
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市话剧团演出的大型话剧《田野的希望——邓平寿》,用话剧手段再现了邓平寿在平凡岗位上干出的一件件不平凡的事,通过话剧直白的台词和还原的场景,传递出他对党的事业至忠至诚的炽热感情、对老百姓至真至纯的鱼水深情和对老人妻子孩子至孝至爱的浓厚亲情。该剧通过集中反映农村基层工作的复杂、繁重,围绕修路带动村民致富主线,讴歌了在党的新农村建设方针指引下,农村出现的可喜变化和新面貌。
(本报记者 赵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