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乐章三两节

    岁月催人，我在不知不觉中已年过六旬，回想起清华六年的学生生活，许多往事依然清晰难忘。其中，军乐队是印象深刻的一章。自建校第五个年头军乐队建队起，近百年来，数千名学子在这里聚而复散，留下了不同年代的记忆，又在五湖四海奏响了不同时代的乐章。

    1962年，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后的困难时期。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走出困境的形势下，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迎着“工程师的摇篮”的横幅，满怀憧憬地迈进了清华园。

    土建系主任梁思成，声名远播。系馆清华学堂及相邻的同方部、大礼堂、工字厅，一座座青灰色建筑连同满墙的爬山虎，无不显露着古老和深邃，使人感到一种顽强的生机和执著的追求。迎新会上清华学生文工团多姿多彩的表演则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入学后不久，我们观看了一场丰富多彩的迎新演出，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军乐队一曲《太行山上》，清脆嘹亮的小号，紧张激烈的军鼓，低回悠长的圆号，再加上带有弱音器的号声所表达的远去的脚步、马蹄声，把一幅太行山游击队员们翻山越岭、神出鬼没的斗争场景刻画得惟妙惟肖。这一曲赢得了满场掌声，征服了许多青年学生，也征服了我。从此，我开始关注军乐队，就是它那简单朴素的白色队服也显得醒目而端庄。

    大一时，管乐班公开向全校招生。我中学没学过五线谱，乐理基础差，开始时缺乏信心。听人说清华学生乐队有着近五十年的历史，梁思成、章汉夫等许多名家前辈都曾是军乐队的号手，使我平添了几分仰慕之情。

    我与同班几名同学相约去音乐室报名参加考试，周乃森副教授亲自接待，一一询问，并作了一些简单的测试。同年级百十名同学中，有十余名同学上了管乐班，分别学习小号、黑管、长笛、萨克斯、打击等乐器。我想学黑管，但分在萨克斯，出于对老师的尊重，我服从了。此后一年里，我每周都按周先生排定的课表定时去上课。周先生为人率直，授课十分认真。他一人对几人常常是手把手地教，亲身做示范。课余饭后，我便独自在宿舍或阳台练习。按教材，我在一年中完成了基础训练，从一个“白丁”到初步掌握基本功，并可吹奏些练习曲了。此时，听着高班队员优美的乐曲吹奏声，常常不想吹枯燥的练习曲，而好高骛远地想吹歌曲。周先生便严肃地说：“要扎扎实实练，不要刚会走就想跑。”周先生的言行日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对我养成严谨踏实的学风起了一种长久的诫勉作用。两年后，学校音乐室联系到一批价廉物美的黑管，每支28元，我攒钱买了一支。12度音阶的黑管吹奏难于萨克斯，我完全靠自学学会了吹奏。

    管乐班毕业后，我升入了军乐队二队，开始参加各种乐曲的分声部练习与合练，进而开始参与各种演出和出队活动。

    当时，队上除迎新、节庆及每年几场演出外，最多的任务就是为一些群众性活动伴奏或临场演出。乐曲储备中相当数量就是一些进行曲、舞曲、群众歌曲等，算得上是“三贴近”了（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学校里举行运动会、开幕式或各种大型活动，需要军乐队助阵添彩时，只要简单贴个通知或通过校广播台广播一下，队员们都能自觉地到指定地点换装集合。也许是军乐这种自觉配合、节奏分明的乐曲更加陶冶了我们的情操，增强了我们的组织纪律性。运动会入场式时，队员们列队伫立在操场上，为一支支代表队依次入场反复地演奏《运动员进行曲》，吹得人唇焦口燥。尤其是为国庆节演练清华大学民兵师方队时，几次合练由军乐队伴奏《分列式进行曲》，实在是个苦活。拿着乐器端站在太阳下，又晒又累，循环吹奏一遍又一遍，既简单又单调，无任何乐趣可言。可是看到许多同学抬着重机枪，扛着爆破筒，满身汗水而毫无怨言时，心里只好暗暗鼓励自己咬牙坚持再坚持，努力再努力。回想起学生时代这种种耗时费力的训练，有得有失，总的说，还是得大于失，对于培养青年学生那种锲而不舍、顽强刻苦的精神还是很有好处的。

    就在这种日常、平凡的出队活动中，我们锻炼提高着技艺水平，在服务群众中展示着军乐队的形象。在实践中体会了个人和集体、艺术和大众的关系。同学们毕业后虽然分在四面八方，我与一些队友至今保持着联系，在不同岗位上互相关心，遇到困难时互相帮助。共同的经历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更容易奏同一首曲，唱“同一首歌”。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新华社原副社长，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