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会”的记忆

    童年时，有个词在我这里独具魅力，那便是“会”。

    小时候在乡下家里经常开会。不过我说的“会”绝不是那种由父亲召集、大哥主持的家庭生活会。那样的“会”，因为总能触及到一些人的面子，揭开家庭婆媳关系妯娌关系的真相，我不喜欢。

    我难忘的那种“会”很少开。在我十岁之内，也就开过两次，分别在“文革”前后。凡开那样的“会”，都是我的五叔从外边回来。五叔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到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高才生，毕业后分到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被下放到北大荒，六十年代进入哈尔滨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文革”后平反又回到北京。

    那样的“会”不用召集，只要五叔回来，当晚大家必聚到一起。奶奶是主持，五叔是主讲。奶奶主持从不说话，只是端坐在炕头，看着她的儿孙嫡女们一个个到齐，之后静静地盯住五叔，“会”就算开始了。

    五叔是公家人，是国家的人，是家里唯一的共产党员，又从哈尔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回来，他讲的大多都是远在乡村外面的国家的事，什么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什么原子弹、氢弹、卫星……那样的时刻真是美妙无比，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五叔脸上，每个人的脸都微微涨红，仿佛五叔的话是从国家这个粗血管里流出的血，一点点渗进了每个人的神经。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还有一种“会”让我牢记不忘，那是生产队里召开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会。“文革”初期，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要在房后小树林里等待生产队长的哨声，他的哨声一响，我便激动得浑身发抖，之后撒野般地往家跑。那时父亲已经双目失明，他去开会需要我牵着他的手。我激动是因为父亲乐意开会，父亲根本看不见坐在昏暗的马蹄灯下队长的面容，可父亲抱着我，听队长在上边阵阵有词念报纸讲话，下颏的胡须不住地抖动，身子一颤一颤，就像有什么东西正通过队长的话语传进他的身体……

    多年之后，我因为写作从乡村走出，在县城文化馆工作。有两年还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县文化局的副局长，变成了公家人。每周末回到乡下家中的晚上，父亲和哥嫂必定自动向我围来，像当年全家人围住五叔一样，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扮演了五叔的角色，讲我所能知道的那一点点外面的事国家的事——那时奶奶已经去世。

    当时我在恋爱，回乡下时带着男友。几次之后，男友因为不能在更多的时间里和我亲密，对我家雷打不动的家庭会深恶痛绝，再也不跟我去了。然而我从未因此而修改过日程，因为我看到了父亲和哥哥脸上的光，看到了由我带来的某种虚妄而坚定的东西在人与人之间流淌。

    又是一些年之后，因为写作，我毅然辞掉文化局的工作，从县城调到大连，又在不断写作的努力中成了专业作家。这意味着再也不必每天上班，再也不必开一些形式大于内容的会，能拥有这样的自由，对我来说相当不易。可是没有人知道，当我家庭妇女一样成天坐在家里，再也不能经常出去开会，我的哥哥们是多么失落——那时父亲已经去世。当地见诸报端的文学的会上没有我的名字，回家后惯于围住我的哥哥们往往故意躲闪着不提，每当这时，我的心都在隐隐作痛，仿佛做了什么对不起亲人的事。而另一些时候，我外出采风被哥哥们知道，他们兴冲冲打来电话，大声问：“怎么出去啦？开会么？”眼窝不由得就热了，我又好像帮他们成全了一桩了不起的大事。

    2005年的一个下午，我带着89岁的老母亲去交电话费，在我排队等待办理业务时，身边的老母亲不无遗憾地说：“你这辈子是不是再也不能像那些闺女那样干公家的活儿啦！”我一时热泪盈眶，我似乎终于明白，在不在公家里，是不是和遥远的国家有联系，只是孤独的个体生命的本能需求，是人的一种存在感。这种存在感，不独属于知识分子，它属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的人，就像一棵树总要参向天空，一条河总要流向大海。

    2007年，开始构思从上世纪初走来的“秉德女人”。以往那些“会”的记忆在我心底复活，由此而获得的种种感受和意识也便血液一样在秉德女人身体里流淌。我为此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意在通过我的笔，让国家意识在一个封闭乡村小小女子生命中觉醒；都在通过我的书写，使辽南乡村人的原始生命力在上世纪近百年的时代变迁中喷薄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