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微解读与当下记录

    周玉宁的《在边城与无地之间》是本评论集，收录了她多年的研究成果，而她写于十多年前的对鲁迅《伤逝》的解读《性别冲突下的灵魂悲歌》给我印象尤其深刻。在现代文学史中对《伤逝》悲剧结局通常的阐释是社会压力造成子君早逝，而玉宁则从性别的角度进行了独到阐发，从而揭示了《伤逝》隐蔽的另层含义。

    玉宁认为，《伤逝》中的子君“与其把她视为一个追求女性的个性解放的新女性，不如将她看做一个追求爱情的年轻女子更符合她的实际”，而涓生却“总是将子君当作一个他所理想的勇敢、奋进的女性来要求的”，这就形成强烈的反差。

    涓生似乎很尊重子君的个性与人格，却反感子君与房东太太的暗斗，因为这使子君不能在他下班以后，以快活的神色迎接他，使他不快活；他喜欢花，却无暇顾及，认为花枯死了结果应该由子君负责；他要求子君幽静、体贴，却不愿意走进子君的情感世界。对此，玉宁的解读是，这样的苛待子君，涓生并不是有意识的，而是潜意识的，是涓生的“男性意识使他不能接受子君的女性世界”。

    而子君，作为刚刚从父权家庭走出来的年轻女性，在长期积淀下来的女性惰性心理的支配下，自觉地将自己置于夫权的荫庇下，以求得到稳定的生活。但是，生活是乏味而枯燥的，唯一保存于心中的浪漫回忆便是那求婚的片段。而这在涓生看来那可笑的电影的一闪却是可鄙的，因为在他看来，这未免带有庸俗色彩。囿于此，子君也难以进入涓生的内心，从而造成了彼此的隔膜，“他让子君说出了‘我是我自己’却又陷身于旧式的罗网中；让涓生主张男女平等，却又摆脱不掉男性中心的思想。男女两性，就在这种现实的冲突中痛苦着，最后走向悲剧的结局。”这是鲁迅高于同时代作家的深刻之处，也是玉宁这篇论文的精妙之处。

    鲁迅的时代是在娜拉出走以后，女性出路何在的思索；而今天的时代则是对这个问题的深层探讨，只停留于以往的常识和文本表层是不够的，当下的批评界之所以颇受诟病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我认为，任何一部优秀作品必然潜存着精微的内涵，这种内涵或者触手可感，或者苍茫难觅，批评家的职责便是洞彻空濛，张扬文本深层的幽隐信息，从而得出不同于畴昔的收获。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玉宁便供职于媒体，撰写了许多来自一线的报道。多年前的这些作品，依然具有强烈的当下意义。譬如关于大众文化，她说：“大众文化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它给人类带来许多新东西，也毁灭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在一个真正多元的社会中，大众文化应该有它的地位，但它对人类文化生态的破坏必须警惕，在一个真正多元的社会中，它的霸权更应加以抵制，要做到警惕和抵制，就必须坚持持久的批判……人类不光需要娱乐，也需要真理和思想。真理和思想的确不能代替金钱和娱乐，但金钱和娱乐也不能代替真理和思索。”多年过去了，批评界对大众文化的认知与引领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许多问题依然纠葛，这需要像玉宁这样的批评家不懈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