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叶适“事学”正名

    对于叶适学术思想的特质，人们通常将其归结为“功利之学”。这一看法，源自朱熹对永嘉学派的批评。他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则专事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子语类》卷123）朱熹实际上把南宋时期的学术类型分为三种：一种是以他自己为代表的朱学，另一种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陆学，再一种就是以叶适等人为代表的浙学。出于门户之见，朱熹把陆学讥讽为“禅学”，把叶适之学视为“功利之学”。对于陆学，他尚有些同情之意，而对叶适之学，则成见更深。谈到叶适之学时，他甚至用了“杜撰”、“未曾略识道理规模”、“只是笼统凭地说话以谩人”等刻薄字眼。

    全祖望编纂《宋元学案》，沿袭朱熹的说法，但没有沿袭朱熹的看法。他仍然称叶适之学为功利之学，在《宋元学案》中写道：“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没，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他虽沿用“功利”的提法，但不再抱有成见，承认叶适在南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与朱熹、陆九渊构成鼎足之势。在全祖望看来，“功利之学”只是一种事实陈述，不再是一个贬义词。

    在1949年以后编纂的《中国哲学史》教材或工具书中，大多数人仍旧把叶适之学称为“功利之学”。不过，这个用语一下子从贬义词变成了褒义词，叶适被描绘为“反理学”的豪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册本《中国哲学史》，第四册第八章第四节的标题就是《叶适的功利主义思想及其对各派哲学思想的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列有“功利之学”词条，其中写道：“南宋永康学派的陈亮和永嘉学派的叶适等集功利思想之大成。”这本词典也列有词条“事功之学”，但未做释义，在编纂者看来，“功利之学”与“事功之学”属于同义词。

    其实，无论在贬义上，还是在褒义上，抑或在中性意义上，把叶适之学概括为“功利之学”，都是一种误读，并不符合叶适的思想实际。所谓“功利之学”，其核心词是一个“利”字。赞成此种学说的人，往往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解释道德关系，把道德关系归结为利益关系，把“义”归结为“利”，不承认“义”的至上性。但叶适并不这样看待义利关系。他不否认道义的至上性，只是反对离开利，片面地强调义，就有可能流为空谈。他不认同正统理学家的义利观，反对把义利截然对立起来。他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习学记言序目·汉书三·列传》）从这段话看，叶适并没有取消道义的至上性，只是反对把道义抽象化，因而特别强调义利的统一性。他主张“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水心别集》卷三），仍旧把“义”和“礼”摆在首位。在义利观方面，叶适与朱熹是有分歧的，但只是儒家内部的分歧，并不构成完全对立的两个学派。

    我们不能把叶适之学称为“功利之学”，但可以称为“事功之学”，简称为“事学”。叶适讲的“事学”，与朱熹讲的“理学”和陆九渊讲的“心学”并称，分别代表南宋时期儒学展开的三个方向。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像辞典编纂者那样，把“事功之学”等同于“功利之学”。在“功利之学”的提法中，核心词是“利”字；而在“事功之学”的提法中，核心词则是“事”字。这个“事”，用现代哲学术语来表述，就是“实践”的意思。与“事”相联系的“功”，同与“利”相联系的“功”，并不是一个意思。事功之学中的“功”，只是对“功效”的称谓，强调做事的效用性、可行性。叶适十分看重“事”，正如黄宗羲所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宋元学案·艮斋学案》）叶适看重“事”，亦不轻视“理”，只是对理事关系的看法与朱熹有区别。朱熹主张理在气先、道在器先；叶适则主张理在气中、道在物中。他说：“上古圣人之治天下，至矣。其道在器数，其通变在于事物。”（《进卷·总义》）叶适不同意程朱对道或理的抽象化解释，认为道或理都是具体的。相比较而言，朱学的理论取向是务虚，而叶学的理论取向是务实。

    由于理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使人们造成这样的错觉：似乎只有讲理学，才符合儒学道统；而讲事学，则属异端。事实上并非如此。讲事学也是儒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儒学的一贯传统。儒学既讲价值哲学，也讲实践哲学。讲价值哲学，当然以“理”为核心话题，强调“穷理尽性”；讲实践哲学，自然以“事”为核心话题，强调“经世致用”。两个方面都照顾到，才算全面地掌握了儒学的宗旨。

    儒学讲究内圣外王、奋发有为，注重现实，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在儒家创始人孔子身上，已经表现出重视经世致用的取向。在《论语》中，孔子明确地提出知行密切相关的原则，认为行才是学习知识的目的，主张学以致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评价自己的弟子时，孔子也首先要看他们是否具有治理国家的本事。

    重视事学，也可以说是儒家的一贯传统。孔子之后，荀子大讲事学，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裁万物兼利天下”（《荀子·王制》）。叶适倡导事学，可以说是接着孔子、荀子的思路讲的。在叶适之前，有重视事学的古人；在叶适之后，亦有重视事学的来者。到明末清初，颜元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叶适的事学思想，强调儒学就是实学，宣称“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存学编》卷三）。他倡导“实学”，同叶适倡导的“事学”，是一脉相承的。从孔子到荀子，再到叶适，再到颜元，重视经世致用已经形成一种儒家的优良传统。在这一思想链条中，叶适构成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