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份样本

    这些年来，中西历史比较在我国史界逐渐勃兴，日益拓展。不过，由于学术素养、知识结构与文献资料的限制，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马克垚先生新近出版的《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以其对中西封建社会诸历史现象的深入考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学术含量和研究导向的学术样本。

    多年来，西方的以西方为中心、以东方为“化外”的截然分割、两极对立的学理模式，对西欧和中国的封建社会作了诸多违背历史实际的诠释甚至歪曲。要科学地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就应该摆脱对西方模式的“路径依赖”，以新的历史视野去考量中西封建社会所实际存在的异同。作为我国世界史领域的大家，马先生素来主张，中国学者的中西历史比较，需要广泛地借鉴西方史学，但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的模式，“克隆”西方的观点。必须重新研究东方的古史，破除西方人的有关偏见，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同时也要重新研究西方的古史，来检验西欧已经形成的概念、规律等，看它是否符合西欧的具体历史情况。《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一书，正是他践履这一科学学术理念的结晶。 

    这部继《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之后的学术著作，力图从陈说旧论中破茧而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爬罗剔抉，钩沉稽疑，对中西封建经济和政治作了多层次、广角度的深入细致的比较探讨。

    封建制度是否普遍存在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大问题。缘此，该书对封建主义概念的缘起、流变,中西封建制度的内容与演进作了充分梳理与独到阐释。作者指出，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欧，封建最初都是一种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有许多可比之处，后来又演变、发展为一种社会形态。“作为一种社会，则中西封建的基本点都是相同的，都是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农经济并存的社会”（第220页）。作者还指出，“封建社会在世界各国大致都存在过，而且时间还比较长”，“西欧的封建社会不应该截止于15世纪，而是18世纪”（序言）。

    西方和国内学者对西欧、中国的封建经济作了诸多深入研究，但在进行比较时常常强调差异性，更未对其共同的特征作科学的概括。在这一方面，该书在细致辨析封建经济原理的基础上，依据大量史实进行比照，精辟之论随处可见。在探讨农业生产力时，作者指出，在中西封建时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处于脆弱的平衡之中，有时甚至赶不上人口的增加”，“供给总是难以适应不断增涨的需求”。因此，从“供给和需求”来说，“封建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序言）。在论述地主经济时，作者认为，地主经济与小农经济一样，也“存在着自给自足生产和追逐利润生产的两种倾向”，只不过它们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不同。以此来看，封建农业经济并非是人们所说的自然经济,而是一种“二元经济”（第73页）。在观照工商业时，作者强调，在中西封建时代，一些行业、生产部门由政府直接经营以满足统治者需求，另一些则受到政府的管制，需要政府赐给专营、垄断的特权。从这个角度讲，“封建经济还可以称作管制经济”（序言）。此外，在分析中西封建时代的超经济强制问题、经济运行起伏兴衰的“周期性”问题、城市问题上，作者同样也提出了不少不同凡响的观点。

    政治方面，该著不仅厘清了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论和西欧“法治传统”论的来龙去脉及其学理缺陷，而且对中西封建政治的诸多重大问题予以辨证的思考和解析。作者指出，从理论上说，君主制是个人独裁的政权，但事实上，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君主的权力仍然“受到各种限制”，即便是“反映到关于专制主义的理论，也存在着有限与无限的争论”（第303页）。西方学的“东方专制主义”论，包纳着“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蕴，旨在“对东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歪曲和贬低”（序言）。结合相关论旨，该著还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批驳了西欧的“王权契约”论。作者强调，西欧的封君封臣关系其实是不平等的依附关系而非平等契约。近代启蒙思想家将此推演到君主与臣民的关系上，赋予了其平等、民主的内涵。到19世纪，西方学者才进一步建构起所谓的“契约”理论，以之作为“王在法下”、“有限王权”的内在依据。因此，“王权契约”论是西方政治理论中“不合事实的虚构”，在今天“完全用不着为这一虚构来证明西方的民主传统”（第254页）。

    探讨封建经济政治的基本特征与历史规律，是一项艰巨繁重的学术课题。正如作者所云，这一研究“当然应该包括世界上主要的封建国家”，其工程之巨大而“非个人能力所及”。尽管如此，作者在比较研究中，在对相关学术概念、模式之流变与“层累”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依据大量史实来“复原”诸多的相关历史现象，并将理论的、制度的“应然”历史和实际发生的“已然”历史区分开来，进而以自身的学术话语，于两者的差异性中诠释其共同性，力图揭示封建经济、政治的历史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著作远不止是填补了史学界的重要空白，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典型的学术样本，它将引领着史学界在这一领域中建构中国学派的学术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