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国家形象片说起

    2011年1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电子大屏幕上，一群中国人正在中国红的底色中，向着熙来攘往的路人微笑。在大洋彼岸推出的这样一部30秒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也引发了大众对于中国形象在西方如何呈现的讨论。

    时光如果可以倒流至700多年前的1299年,在意大利境内一本叫做《马可·波罗游记》的书被大家争相传阅。这本书虽然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众多地区许多国家的情况，但关于中国的叙述最令人遐想，几乎成为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所拥有的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

    这其实就是中国形象在西方传播的最早而且最有名的事件。当蒙古人征服了东自中国、西抵多瑙河畔的大片土地，东西交通也因此畅行无阻。从13世纪初期到14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间，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前往东方的，“道路相望，不绝于途”。现在所知的最早传达中国形象的是意大利的神甫柏朗嘉宾。他所著《蒙古史》是欧洲第一部关于蒙古人的著作，他对中国的介绍被认为在“可靠性和明确程度方面”是首屈一指的。然而，他和他的著作却远远没有之后的《马可·波罗游记》达到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程度。

    据马可本人声称，他于公元1275年5月来到蒙古帝国的上都，并获得了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获得了优厚的待遇，随后的十七年间则游遍中国。原书的序言也陈述了书的出版缘由：马可·波罗在狱中结识了一位名叫鲁思梯谦的战俘，这个人曾经写过小说，并精通法语。为了熬过漫长的狱中岁月，马可·波罗向这位难友讲了许多他在东方的见闻，鲁思梯谦将这些口述，用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法兰西语言记录下来，写在羊皮纸上，这就是现在的游记。

    通过马可·波罗的书，曾经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的欧洲才知在世界的另一端有另外一个认为自己才是世界中心的国家。

    但对于马可·波罗的质疑几乎是伴随着他的游记同时产生的。人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书，一方面几乎没有人相信它的真实性，人们称他为“百万马可”，因为他说什么都用百万这样的大数字，人们甚至用“这是一个马可·波罗”来形容一桩虚伪的事情。

    事实上关于他是否来过中国一直有种种争议。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并在朝廷身居要职，为何中国的史籍没有记载？即使在研究马可·波罗成为一门学问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找到一条关于马可·波罗的明确的史料。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的人，为何居然在游记中没有提及长城、筷子、汉字以及中国女子的小脚？他声称自己会讲汉语和蒙古语，可是游记中提及的名字为什么都是波斯语？……

    直到今天，肯定他来过中国和否定他来过中国的依然水火不相容地斗争着。伟大的探险家伯希和曾对这本游记的真实性进行过考证，认为虽然有夸大与失实之处，但大体还是有迹可循的。法国著名的汉学家谢和耐更是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引用马可·波罗对于杭州的描绘，并认为这部分是关于那座城市最生动、最真实的记述。

    而反对派坚持认为也许马可·波罗从来没有到比黑海沿岸和君士坦丁堡更远的地方，他关于中国的种种描述是从那里的波斯商人们口中打听来的，或者就是那个在监狱帮他进行记录的人将他的经历添油加醋大大发挥了。这一派以1995年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丝·伍德博士为代表。而中国学者当然更多地选择了相信这个远方的朋友来过中国。国学大师钱穆的回答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他说他宁愿相信马可真的到过中国。

    同样相信的还有现在的意大利人，他们也以马可·波罗为自豪，不但在他的家乡威尼斯建立了研究马可·波罗的国际中心，而且经常举办纪念马可·波罗的盛大活动。

    正是在蒙古时代，中国才第一次真正为欧洲所了解。在柏朗嘉宾、马可·波罗之后的整整200年间，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包括游记、史志、书简、通商指南、小说诗歌都出现有关契丹、蛮子的记述。这两百年代表了中国形象在现代西方的第一阶段，也是充满传奇的阶段。之后便是利玛窦等传教士开启的第二个阶段，有关中国的传奇被日趋客观的描述所替代。但总体来说，这两个阶段还是美好的，中国成为西方社会期望中的理想楷模，西方对于中国的热情和崇拜持续不减。

    也许是物极必反的道理吧，到了伏尔泰之后的启蒙时代，中国的形象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各种仇视或者丑化中国的著作和观点开始出现，且不到一个世纪之后，西方关于中国的印象就发生了激进的彻底的改变，从爱慕中国到仇视中国仿佛只有一步之遥，一个曾给予世界梦想的文明古国突然就变成了野蛮落后的专制帝国。

    将中国不完美的一面无限放大，正如原先将其美好的一面极尽夸张一样，中国形象的好或者坏，并不全是因为中国自己所发生的变化，也与西方人本身需求和价值判断的变化紧密相关。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爱马可·波罗，无论他来或没有来过中国。如今,随着西方人对中国需求的上升以及对现代化中国的更多了解与认同,中国形象在经过近几百年的丑化之后，恐怕也已经到了峰回路转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