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展视野，深悟其道

    读罢四十余万字的《前海悟道》之后，使我对集编辑家、历史文学家与极富哲思的文艺评论家于一身的李树声有了更广阔、更深一步的认识。我确是被这部近年来少见的类似内容的、有分量的好书所吸引，其中有的部分说是“惊异”亦不为过。

    本书作者作为我国文学与艺术综合型的大报主编，将日常工作中所接触到的问题和感受，自如地与自己的思考相融会，提炼升华至更高的层面，给读者以别开生面的启迪。如她采访和撰写了我国为数不少的著名画家和书法家，她的文章绝非表面化的介绍文字，而是重在其特色、风格；对于“家”之个人则重其专业风采，凸显其人与书画的深层关系，揭示出最富于灵性和神韵那一部分。这便使不熟谙书画的读者也能从作者深入浅出的诠释中见其风神，领悟到他们何以形成那种风格。这些文章不仅是对某家艺术的精约勾勒与洞察，同时亦可视为对普通书画爱好者难解的引导篇章。由此不难看出，作为编辑家的工作实践成为砺炼一位成熟文艺评论家优势的平台；而极有见地、极富哲思的文艺评论家又必然促使编辑家的广度、深度和高度的拓展与提升。在这方面，我特别提出《永远的王羲之》一文，这是一篇见解超拔、论证透辟、文字绵密的典范性文字。难得的是作者写出了人所熟知的人和事中非同俗常的闪光点；在本来很容易被人认为是说透了的问题竟顿生强烈的吸引力和新鲜感。

    树声的文学艺术评论也别具一格。她总是将文学或艺术作品置于时代与社会背景中加以观照，与作家艺术家的经历、独特气质联系起来，进行辩证的、鞭辟入理的理性分析。因此，她的看法与结论往往更加客观地走向冷静与深刻，而较少“意气用事”，读来也更能服人。本书中有一篇重头文章《我将振笔作大书》，较全面地探讨与评价了郭沫若这位中国二十世纪极其重要亦存争议的文化巨子。文章虽以与郭沫若之女郭平英的谈话形式出现，但我仍视为主要是本书作者的稳健而公正看法之大成，她较少涉笔于人所共知的郭之生平经历，而重在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郭在诸多方面不应贬抑甚至是不能替代的建树，却也不回避人们对其某些负面看法的合理性。对于这些“阴影”，也比较客观地将其置于时代与社会的大背景中加以观照，并作了恰如其分的分析。而且笔下还流露出一些富于人性化的“体恤”。如在读到郭著《李白与杜甫》中之李白时，从史学的角度上考证出这位诗仙出生地为中亚之碎叶，其良苦用心还在于对昔日中华版图之缅怀与钟爱；对照写书时的时代背景（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地处多事之秋），当可感知诗人郭沫若的迢迢素心。如郭沫若在“四害”猖獗期间也并非事事逆来顺受，他曾婉拒了江青的“感情优待”，从而保持了带原则性的距离。总之，树声女士历史地、辩证地、人性化地剖析了一位处于困难处境中人物的复杂、无奈的心态和难以绝对周全的抉择，是个人的遗憾，也是时代的悲剧。但无论如何，仍然是瑕不掩瑜，本书作者最后鲜明地强调认同：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巨擘双璧——鲁迅思最深，郭沫若才最高。类似这样的评骘，正远远超出文艺评论的范畴，而无疑已扩及到哲学、社会学的深度和广度。

    我了解到树声在大学读书时，就比较明确了对历史文学的留心与研究。本集中有多篇她与女作家凌力有关历史小说的探讨、切磋的文章。虽为中文系毕业的她，对于凌力小说中的史实背景均不陌生，且有她本人的独特见地，充分显示了对于史学底蕴非同一般的强项。如对凌力的小说《少年天子》，除了小说中已反映出的种种，树声对清朝入关前期那段历史不仅烂熟于心，而且具有多点深层的思考。据此基础，加之对文学作品表现方面的认识，便在如实看到该作品已有成就的同时，也能透视出作家的不足之处，指评自然是十分中肯。

    当然，在一部四十多万字数十篇的或长或短文章之间，不可能水平都那么整齐划一。其中的因素之一是：在早期（如八十年代），本书作者尚属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学者，在认识与表达上都不可能是那么的老到。尽管如此，那一时期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方面的评论，都已表现出不甘蹈袭他人见解的锐气。还有一点不能不指出的是：无论是前期还是现在，树声同志秉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她的语言文字总体说来是明快中不乏蕴藉，绵密而不拖沓，表现力是相当强的。此点是这部著作之所以耐读的重要原因。试想，纵有“好事”与“多思”，缺乏得心应手的“运载工具”又何以能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