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的两重含义

    文化哲学无疑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的显学，就其影响来说，已远远不只在哲学界，而且已经在相关一些学科领域引起较大的反响，如文学、艺术、法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但对文化哲学本身的性质来说仍然存在着不同理解：一是认为，文化哲学就如科学哲学、历史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一样，从学科上来说，属于哲学的下属门类；二是认为，文化哲学属于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就此而言，它与历史上各种哲学形态处于同一层面；三是认为，文化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就其为一种哲学范式而言，它是各种现代哲学形态的灵魂和基本背景。

    我认为，文化哲学既是一种新的理解范式，也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

    何谓范式？范式作为哲学概念是西方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T.库恩首先提出来的。在库恩的理论中，范式概念有多种规定。但一般来说，它有三个层面：首先，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设定，一种信念；其次，它是一种科学习惯和学术传统；再次，它是由基本定律、基本理论及其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系统。严格意义上，范式主要是在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形成并在科学中使用的，库恩正是在论述科学革命时提出了科学范式概念。

    哲学研究中使用范式概念只是一种类比，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它主要是指一种形而上学设定，一种研究的基本背景、习惯和传统。我们说文化哲学是一种研究范式就是说文化哲学已经在形成一种哲学理解的基本背景、一种新的哲学研究传统。这种基本背景和研究传统规定了现时代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规定了问题的基本提出方式，及解决问题的基本条件方式。一句话，文化哲学作为范式，是当代哲学的“问题框架”。

    文化哲学之所以成为一种理解范式，是由于文化总体性已经成为人类观念中的基本经验，成为一种基本的世界观。在这种日益强化的文化总体化趋势中，文化本身逐渐具备了独立的内涵，而其作为组织生活的“经纬线”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迫切的经验感受，在人们的心理、意识中逐渐形成关于文化的整体经验：人们已经能够或者有条件打破原有的门类、学科的局限，感受到文化本身。这说明，文化本体的经验日益凸显，文化的总体性已由生活世界的“隐背景”凸显为生活世界的“显背景”。而这种文化的整体经验一旦形成，就将成为一切哲学形态的基本背景，成为哲学的主题：完整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由于这种世界观，卡尔·曼海姆认为，我们所有的哲学都已变成文化的哲学。

    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推进，全球不同文化形态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亦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一方面，不同文化形态的冲突、交流和融合将打破人们身处一种特定文化形态所形成的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坚硬外壳，使人们直接经历到一种类似欧洲探险时期和殖民时期的文化经验，形成文化视域的融合，从而促成传统的创新；另一方面，全球化亦能较大幅度的改变人们的时空观念，大大缩短时间的绵延、缩小空间的延展，形成一种在质上全新的时空观——这不单单是感觉形式的变化，它将直接影响人们的存在方式。这两方面会彻底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使人们的生存方式由民族化生存方式转换为全球化生存方式。在这种新的生存方式中，世界文化几乎可以理解为单纯的外延性概念，在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了独立的内涵，成为一种超文化形态。这已经构成了我们任何哲学研究都无法摆脱的独特背景。

    我认为，文化本体经验作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的形成，人的全球性生存方式的转换，构成一切思想和观念之隐隐的地平线，它是一切哲学思考不可回避的背景，我们可以在不十分严格的意义上，借用L.阿尔都塞的“问题框架”概念来表述这个背景。作为“问题框架”，这种文化背景和人的存在方式，决定着现代哲学研究的基本预设和旨趣，决定着现代哲学的理论视野、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哲学的产生是必然的，文化哲学作为一种理解范式已成为当代各种哲学形态所蕴含的潜流和底蕴。

    文化哲学是现代哲学的理解范式，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一是，作为范式理解的文化哲学应该含有作为具体形态的文化哲学之意。二是，文化哲学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解范式的抽象阶段。三是，文化哲学也同一切具体的哲学形态一样，有着特殊的元哲学设定，传统哲学对象、问题的特殊的转换方式，这些足以使它成为一种具体的哲学形态。

    如此说来，文化哲学实际上具有两重含义：作为理解范式的文化哲学和作为具体哲学形态的文化哲学，亦可以理解为广义的文化哲学和狭义的文化哲学。从广泛意义上说，现代哲学的诸多形态都有着共同的文化经验和文化世界观，因而都有着共同的“问题框架”和理论基底，都具有文化哲学意义。从另一方面来说，现代哲学的诸多形态亦不过是对这种文化经验和生存方式，对这一新的世界观的不同形式、不同方面的，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的、甚至是隐喻的反映和揭示。而从狭义上说，文化哲学的具体形态却由于集中于这种文化经验和文化背景研究，所以，它可以揭示现代哲学诸形态之基本根源和背景问题。它与现代哲学的诸形态并不矛盾，它只是更为集中地思考这种背景性的“生活世界”问题，对现代哲学的诸形态具有“源始哲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