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余太山、李锦绣二位先生主编的《欧亚译丛》第1辑，是一部专门收录域外学者研究欧亚学论文的专辑。此辑共收录论文12篇，作者分别来自苏联（俄罗斯）、蒙古国、美国、韩国等多个国家，其内容涵盖塞人文化、匈奴墓葬、突厥冶铁技术、蒙元政治、回回医药学等多个方面。所译介的论文，既注重前沿性，又兼顾经典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较高的学术价值，是国内近年来欧亚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
正如《编者前言》中所说：“欧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国际性学科。该学科原始资料涉及的语言文字特别多，研究者也遍及世界各地，不用说论著也多数是用他们的母语写成的。由于思考的角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不同国家的学者往往有自己的研究特色，其成就也各有千秋，均有不可取代的参考价值。”职是之故，欧亚学既是一门令人向往、拥有无限发展前景的学科，但由于其涉及的领域极为宽广，对研究者的学识和水平有着很高的要求，因而不少初学者，往往面对纷繁复杂的语言文字以及堆砌如山的研究论著，而苦于找不到入门的途径，转而心生畏惧、望而却步。其实，在欧亚学的研究领域，无论对于初学者还是卓有成就的学界大家来说，充分了解和掌握国际学界的研究动态和重要成果，都是十分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加之，由于时间、精力的限制，个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如此众多的且不少具有高难度的语言，因而阅读翻译的论著，对中国学者来说就显得尤为迫切而必要。可以说，此辑的出版，将为国内学界打开一扇了解和掌握国际学术成果的窗口。其筚路蓝缕之功，或许在数十年之后，方能得到更加真切的显现。
由于本辑所收论文涉及领域十分广泛，限于篇幅，笔者难以对其一一进行评述。在此仅择其一二，略作评介。挂一漏万之处，尚祈读者见谅。
·Ⅰ·
在此辑的12位作者中，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大名，想必早已为中国学界所熟知。此次译介的《中国和欧洲的鸟形车》（The Bird-Chariot in China and Europe）一文，同样是劳氏研究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典范之作。该文从爱德华·摩尔斯（Edward S. Morse，1838-1925）的论文《一件奇特的阿依努玩具》出发，详细征引中国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出土器物，首先指出卜士礼（S. W. Bushell）《中国艺术》一书关于祭祀的论述缺乏中文文献的支持，继而翻检《博古图》《古玉图谱》《西清古鉴》等古籍的记载与图录，进一步指出鸟形车的年代无法得到确切的指认。接着，劳氏又敏锐地注意到《西清古鉴》中著录的另外两件“鸠尊”，指出这一器物不过是“作为一种玩具”，得出“有轮的礼器不会也不可能运用于宗教或者礼仪”的重要结论。劳氏认为：“相关文献的付之阙如让人觉得奇怪又可疑，而本文所引用的一些考古成果的注解对考察鸠车的起源问题也十分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让人相信这类器具是中国人的发明。”劳氏大量征引了有关青铜时代结束前描述鸟形青铜车的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建议考古学家，应该承认关于欧洲鸟形车的问题还存在讨论的可能”。从而对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和近代的交通和运输方式以及亚洲车辆的起源、历史等问题提出质疑。该文延续了劳氏一贯的治学风格，即以严格的考证为基础，广泛搜罗中外历史文献与出土资料，详加比堪，从而谨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小见大可以说是该文最大的特点之一。
·Ⅱ·
此辑所选论文，不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学术价值，而且大多讲究学术规范，在学术研究中具有示范性意义。所谓的“学术规范”，首先表现在必须清楚交代该课题的“学术史”。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曾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自然科学的研究尚且如此，历史学的研究，更需要研究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高、看得更远。然而，由于中国学界长期与国际学界脱轨，良好的学术规范尚为完全建立；近来又受到社会上浮躁风气的影响，多数学术论著不遵守学术规范的现象极为常见。交待学术史的做法，其意义不仅在于要求研究者树立良好的学术规范意识，更在于让后来者心存敬意，让其明确某课题的研究业已达到何种程度，其有待发掘的方向又在何处。
其次，学术规范还表现在：无征不引，无征不信。凡是引用，必标明出处，且版本诸要素齐全，引用版本还需精良，注释则要详细到页码。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二是便于他人检索。同时，这也是检验一部论著是否达到相应学术标准的试金石。在《咸海南岸塞人文化形成问题》一文中，作者首先对有关图瓦地区阿尔然（Arzhan）墓地研究的争论进行了全面的回顾，然后再细致梳理相关考古资料，最终得出对萨卡尔-恰加墓地的几点认识。其所引文献翔实，且注释规范。又如在《萨珊国王识字吗？》一文中，作者首先由一个特殊的问题开始，详细交待该问题的始末来由，并将A. Panaino的反对意见加以说明。接下来，作者试图通过“沙卜尔能否阅读——萨珊国王是否识文断字——萨珊帝国（224-651）的社会文化程度如何”这样一条环环相扣的逻辑线索，参考格尔谢维奇（I. Gershevich）、沙克德（Shaked）、麦肯齐（MacKenzie）、维斯纳（Wiessner）、雷因克（Renink）等人的研究成果，广泛征引《沙卜尔干》、吐鲁番残卷、《帕拉维语词典》、《赫贝斯坦》（Hērbedestān）、古典波斯文献《列王纪》（Šāhnāma）和《维斯与朗明》（wēs u rāmēn）、琐罗亚斯德克尔白碑(Ka‘ba i Zardušt〈ŠKZ〉)等大量文献，顺理成章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整篇文章逻辑清晰、注释规范，为此类学术研究作出了良好的示范。
选文方面，此辑除收录欧美学界的论文之外，还收入了苏联、蒙古国、韩国等国学者的论文。但殊为遗憾的是，此辑并未收录日本学者的论文。诸如最新刊出的铃木靖民《东ァシァ世界史と东部ユーラシア世界史——梁の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国际意识を中心に》等多篇论文，反映出日本学界关于中国中古国际秩序与地缘政治研究的最新动向，对于欧亚学研究不无积极意义，应当在此后推出的专辑中加以译介。
·Ⅲ·
编排校订方面，此辑还存在若干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修正。如所收12篇论文，有11篇均注明出处，唯独金浩东《蒙元帝国时期的一位色目官吏爱薛怯里马赤（Isa Kelemechi，1227-1308年）的生涯与活动》一文，未标明出处，不知何故。又，本辑所有原文作者均不标明国籍，实为一大遗憾。又因所收译文，出自多个译者之手，译者水平不尽一致，翻译风格亦有差别。如张桢译、伍宇星校《咸海南岸塞人文化形成问题》《外贝加尔匈奴墓研究》，孙危译《德如尼灌溉渠中发现的古墓》，刘文锁译《公元6至10世纪阿尔泰突厥的冶铁与铁器制作》4篇论文，译者均将原文中注引文献译作中文，且未保留外文出处。一般而言，保留注引的外文文献出处，可以省去研究者的翻检之苦；将文献出处译为中文，则可为不能直接阅读原文的研究者提供便利。因此笔者建议：译者在翻译时，可采用译出中文、括注外文的做法。
另外，本辑中还出现了若干错误。如《完者都的巡游，1304-1316》一文中的多处注释，其外文原文单词之间缺少必要的间隔，以致难以阅读；第273页注④引《续文献通考》原文“所属八诸路惠民药局成宗元贞三（1297）年置初太祖于燕京等十路置局官给银五百锭为本月营子钱以备药物择良医主之以疗贫民世祖末年以失陷官本罢之后复置令各路正官提调医学提举司至元九年置掌考校诸路医生课艺试验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一段，皆无标点，不便阅读。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
长期以来，余太山、李锦绣二位先生主编的《欧亚学刊》《丝瓷之路》及《欧亚学刊》英文版（Eurasian Studies）和国际版（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ursaian Studies），为国内学界开展欧亚学研究、推动欧亚学的国际化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最近，由二位先生主编的大型普及读物《丝瓷之路博览》丛书，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今已出版数十种。该丛书以通俗易懂而又不失学术严谨的方式，向普通读者介绍古代中外关系史知识，让艰深而又充满趣味的欧亚学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如今，二位先生又不辞辛劳，主编《欧亚译丛》并顺利出版第一辑。其编译初衷，不仅仅在于译介域外的学术成果，更在于推动国际对话与交流，为欧亚学的国际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拳拳之心，于兹可见。陈寅恪先生曾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私以为，余、李二位先生的努力，正是寅恪先生所说“得其预流”的表现。刊物虽小，所承担的学术责任则大。笔者期待着中国学者能以《欧亚译丛》的出版为契机，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化形势下中国欧亚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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