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选拔治国人才为目的的科举制度在隋唐时期初步确立，并在宋明时期逐渐走向完备。如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催生出“门阀士族”一样，“科举”制度的发展也使“科举家族”这一概念逐渐引人注目。根据最早提出“科举家族”这一概念的学者张杰定义，它是指那些“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的家族”。（《清代科举家族》，2003）尽管科举家族在中国近世特别是明清时期具有重要地位，对国家政治、地方社会,乃至文化教育、学术发展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对这一课题的专门研究却起步较晚。虽然近十年来已有少数学者从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对不同时期的“科举家族”进行了宏观分析以及个案研究，然而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的近作《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科举家族”的众多相关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该书题名对“明代的科举家族”这一研究范围以及“宁波杨氏”这一研究重点的强调，意在有别于之前学者对“明清科举家族”的宏观性研究，不仅凸显出自身在关注领域（明代）以及研究方法（个案研究）上的学术特性，也有助于引导其他学者更多以类似方法关注相关课题的研究。该书的七章分别探讨了有关宁波杨氏科举家族的基本情况、家族维系对地方社会活动的参与、重要成员的诗文特征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作者由纵、横两个方向来关注宁波杨氏这一科举家族，纵向以“历史嬗变”的视角，揭示出“宋元明时期的杨氏家族兴衰历史及家族特色”；横向则分别探讨“杨氏家族的维系”、“杨氏家族与地方社会”以及杨守陈、杨德周等家族成员的学术、思想以及诗文创作等诸多议题。
因为家族传承与朝代更替并非总是处于同步状态，故而在研究明清科举家族史时，目前学界的普遍做法是将明、清作为一个整体来谈，通过前后数百年的长时段关注来探寻家族兴衰的历史轨迹。钱先生专研明代的做法虽然看似人为地割裂了宁波杨氏这一科举家族在明清间的传承，但却是出于杨氏家族因抗清而导致满门覆灭的现实考量，具有较高的合理性。之所以明代宁波杨氏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王世贞所指出的“一门科第禄位之重，无过于鄞县杨氏者”；更在于杨氏家族从发展到中落，经历了引人注目的N字形走向。杨氏家族虽然在明初处于破落的状态，然而在永乐至正统间通过读书应举的方式为家族的发展进行了原始积累，从而有了景泰至正德年间“名盖东南”的局面出现；在此之后的嘉靖年间，杨氏家族虽出现短期中落，而在明末的天启、崇祯年间，宁波杨氏再次有所进取：其时，杨德周担任福建莆田知县，而杨德周的几个直系兄长一任京官、一任按察使，杨氏官员分布朝野内外；至明清鼎革之际，杨氏家族以“四忠双烈”的形式终收名门之局。虽然钱先生以明代为研究中心，但也兼及宋元及清初的杨氏家族情况，使得读者能够宏观且全面地了解一个明代重要科举家族的来龙去脉。
除却通过个案研究考察明代“科举家族”，从而丰富前人有关该议题的论述之外，钱先生也对“科举家族”这一概念的定义进行了补充完善。尽管学界有关“科举家族”的概念尚有不少争议，然而钱先生以《镜川杨氏宗谱》这一罕见史料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认为族员间的血缘认同感致使异地进士在认祖归宗的前提下仍可最终入家谱；指出家族内部至少需要有两个以上进士出现才能称为科举家族。这些见解和思路无疑为后人继续延伸这一议题提供了启发。
钱先生首先关注明代宁波杨氏科举家族，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然而，对于宁波杨氏作为“科举家族”的特性这一问题，还可作更加深入的研究。所谓特性是指：从时间维度看，它和宋代、清代的“科举家族”有哪些不同？从空间维度说，明代位于宁波的杨氏家族和位于其他省份的“科举家族”有什么不同？此外，“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是千百年来的铁律，宁波杨氏为何终究没能摆脱这一规律束缚并走上稳步发展的新道路，而是如同其他家族一样呈现出波澜起伏的态势？如果把“科举家族”这一问题放入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考虑：“科举家族”这一概念在千余年的传承中有何种发展抑或扬弃，亦即宋、明、清三代的“科举家族”，是否具有明显不同？“科举家族”的构建，除了自身这种代代传承的地缘、血脉关系，是否还有其他因素促成？如果能够对以上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影响中国古代政治格局近千年的“科举家族”这一重要社会现象的理解。
总的来看，钱先生的这部著作，立足于扎实的史料基础以及深入的个案分析，推进了目前有关“科举家族”的研究，提出了众多可供继续思考的问题，堪称明代科举家族研究史上里程碑。同时，该书也在方法论上启示我们：有关“科举家族”的宏观性论述，需要建立在更多相关个案研究的积累之上。
（本文作者系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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