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至西汉中期已成显学，此后两千年研究者代不乏人，著作如林，成为古籍四分法中集部之第一大类。进入20世纪，楚辞学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军，涌现出了梁启超、郭沫若、闻一多、饶宗颐等著名楚辞研究学者和专家，成果丰硕。黄灵庚先生从文献资料、校勘考证入手，潜心楚辞研究三十余年，采铜铸钱，集腋成裘，至今已出版楚辞研究专著五部、论文近百篇，成绩斐然。《楚辞与简帛文献》是他近年楚辞研究的总结性成果，也是楚辞学领域的新收获。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结合的研究路径
上世纪20年代初，王国维在利用甲骨卜辞研究殷王先公时认识到《史记·殷本纪》所载商史基本可靠，由此提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这直接影响了此后学人的治学路径。
应该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简帛等材料大多出于战国、秦汉的楚地古墓，与传世楚辞文献关系密切，是楚辞研究的“新材料”。该书第一章《导言》指出此类简帛资料至夥，著名者有湖北江陵望山楚墓竹简、包山楚墓竹简、荆门郭店楚墓竹简、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竹简、新蔡葛陵楚墓竹简、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王家台秦墓竹简、江陵张家山秦墓竹简、长沙战国楚帛书、马王堆汉墓帛书、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及上博简、清华简等。因此，要想利用这些材料研究楚辞，首先要做的搜集和阅读工作就颇为不易，这不但要有很好的文字学、语言学、文献学的基础，而且还要有坐冷板凳的长期功夫，需要艰苦的劳动和认真细致的工作，才能够读懂、吃透这些材料。其次，新材料虽然如此繁多，但是除了阜阳汉简仅有的《离骚》和《涉江》两个残句外，尚未他见有《楚辞》文本和相关古注文献，要想从如此艰涩的材料海洋中找到楚辞研究的参证素材绝不能一蹴而就，还需要有非常好的楚辞文献基础，能够对《楚辞》文本及古注烂熟于胸，是楚辞研究的行家里手，才能在埋头苦干不计付出与收获的资料爬梳中独具慧眼，才能披沙拣金、探骊得珠，不至于入宝山而无所得。黄先生在这条漫长道路上的苦心孤诣不言而喻。
在该书中，黄先生所利用出土文献自然以楚简帛书为主，大量用于破解《楚辞》难题和释读《楚辞》字词、文句，俯拾即是；但是，此外还使用了包括出土帛画、棺画、画像石等图画资料和编钟、金节、书签、排箫、木俑、簙棋、带钩等文物资料，以及甲骨文献、吉金文献、敦煌文献、石刻文献和古代的汲冢书等，十分全面。而且，黄先生运用出土文献来研究楚辞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如对楚祖先世历史和地理的考证、对屈原生平的考订和思想的揭示、对屈原作品的辩证、对《楚辞》十七卷本成书的考察、对《楚辞》文本的校订、对楚文化习俗的发微等等，尤其在对《离骚》《九歌》《九章》难题的破解和文本释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表现了运用新材料研究楚辞在王国维、于省吾、汤炳正等先生之后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新进展。
如《离骚》中“藑茅”和“筳篿”是两种占卜工具，却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黄先生运用包山简和新蔡简，结合《左传》《周易》《史记》《汉书》《礼记》和《谷梁传》等的记载和注释，再利用古音通假和古文字知识，认为“藑茅”即“保豪”，属“大央”（即大英）之类，“筳篿”即“彤笿”或“小筹”之类，进而认为正是灵氛用这两种不同工具占卜，才导致他的告语有两个“曰”字，一为用藑茅的结果，一为用筳篿的结果，这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再如王逸对《离骚》“帝高阳”的解释是“颛顼有天下之号也”，但此后却有人提出老僮说、祝融说，有关楚祖所出渐棼。黄先生利用新蔡简、上博简、郭店简、包山简、望山简、长沙战国楚帛书、马王堆汉墓《九宫图》等，结合大量的传世文献记载和古今学者的相关研究，经过系统论述，最终得出高阳即颛顼，是楚的始祖，老僮、祝融、鬻熊（或穴熊）是楚之先君，即楚简之“三楚先”，也是《离骚》之“三后”，这就将这一问题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站在时代的前列接近了事实真相。
除去许多这样的难题破解，该书大量篇幅是用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的方法对《楚辞》的文本释读和用字说明，如释《离骚》之“肇”“修能”“固”“九天”“畹”“亩”“贪婪”“鞿羈”“节中”“崦嵫”等，《九歌》之“吉日”“竽瑟”“乐康”“周章”“洞庭”“参差”“玄云”“槛”“翠曾”等，《天问》之“瞢暗”“顾菟”“角宿”“台桑”“宾商”等，以及《九章》以下的字词和语句，共326条。皆旁征博引，考辨精审，大多观点新颖独到，属积学有年、深研有得者之真知灼见；即使偶有未能确解者也不强为之辞，于客观谨严中留启发于读者、待希冀于将来，表现了笃实朴素的学者胸怀。
重传统与多视角的结合的研究方法
黄先生长期从事楚辞文献研究，具有重传统的特色，这有几个方面的表现。一是重视对传统文献资料的搜集、爬疏、整理。鉴于楚辞流传已逾两千年，版本、注释、他书等资料十分复杂，如仅《楚辞章句》版本一项黄先生就曾将之分为王逸《章句》本、洪兴祖《补注》本和《文选》所收13篇三大系统，每一系统皆版本众多；至于史书、类书、经注、笔记、杂纂等他书资料更为繁夥。要想求得一相对真实的《楚辞》文本就必须在这些材料上综合别裁、去伪存真，其艰辛可想而知。黄先生潜心楚辞文献二十余年撰成《楚辞异文辩证》，征引文献上千种，不但是对刘师培《楚辞考异》、闻一多《楚辞校补》和姜亮夫《屈原赋校注》的极大丰富和完善，而且补出了其漏标的出处，订正了大量的讹误。在此基础上，又出版了《楚辞集校》，主编了《楚辞文献丛刊》。二是黄先生充分肯定和尊重东汉王逸的《章句》。王逸是楚地纪人，距屈原去世三四百年，其注释《楚辞》在地理、时间上都有优势，他又鸿通博学，亲入兰台，其《章句》下注谨严，是汉代《楚辞》注释的集大成。但是，王逸《章句》同样存在年代久远、异文众多的问题，黄先生又用21种主校本，四百多种参校资料，涉及楚辞文献、传世其他文献和出土文献三大类，撰成《楚辞章句疏证》。这样的工作，使黄先生能够充分认识到王逸注释的合理性，并能用王注来解释《楚辞》的用字、订正《楚辞》流传中的文字讹误。三是充分尊重洪兴祖、朱熹以及清代以来著名学者的楚辞见解。长期的文献资料工作，使黄先生对古今楚辞学者的著作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对其得失、是非有了更好的把握，进而撰写了《楚辞要籍解题》，这使他具备了楚辞学史的宏观视野、学术思路和问题意识，也加深了对古人治学的理解，使他能够充分尊重他们的成果，从不掠美。
作者重视文献基础和传统治学方法，但又不囿于传统，而是能够视野开阔，“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神话学、考古学、文献学以及楚国的宗教礼俗、南国风尚等，尤其注意新出土的楚墓文物、简帛文献、图画等”，在学术理论上将重传统与多视角、多学科知识的运用相结合，从而使其研究能够高屋建瓴，思路灵活，观点新颖，成果丰硕，有力地推进了楚辞学研究。
如上述作者在对楚族先世的钩沉、补证时，既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神话传说中寻绎楚祖的由来，又用考古学、文字学、文献学从出土器物、简帛和传世文献方面去考索，还从上古“火正”世袭的社会学和简帛祭祷“三楚先”及所用牺牲的宗教礼俗等方面来论述，就表现了多视角、多学科交叉共证的特点。再如古今学者对《九歌》十一篇的排序也是大伤脑筋，作者虽同意闻一多《礼魂》是送神曲之说，但却据郭店简《太一生水》的哲学理念来解释《东皇太一》在首以及《云中君》和二《湘》紧随其后的次序，又据宗教礼俗“祭不越望”来解释置《河伯》后于二《司命》和《东君》，也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其解释是合情合理的。
又如对《离骚》的主旨历来众说纷纭，这也影响到对其中字词、名物的训诂和对见帝、求女的理解。作者为此撰写过多篇文章来探讨这些问题，并最终在该书有了总结性的认识。作者认为《离骚》中写高冠长佩有宗教、民俗意义，诗中多次谈到死都表现了诗人内心的彷徨、焦虑，表现得是生与死的较量，故而要问天地、问祖先。从神话学、考古学上看，诗中的“扶桑”是楚祖先居，“若木”即扶桑之木；从文化学上看高阳氏崇拜太阳，以鸟为图腾，见帝、求女含有宗教意义、文化意义，此帝是帝高阳，女是楚祖先，故有“高丘”之地，有“下女”之称，这可与《九章》多次谈到的“故居”相印证；诗人上征神游是其心灵魂返帝丘的死亡飞行，飞腾的凤鸟有楚帛画中引魂鸟之意，魂归西海是徇楚祖南迁于楚的道路的向西飞行，故有“旧乡”之睨；诗最后写到彭咸也是有魂归本初的意涵，故言“所居”。由此，黄先生认为《离骚》是诗人行吟泽畔即将投江的决绝之作，是用宗教文化的要素和独特的思维形式撰写的生死命运的乐章。应该说，经过如此多视角、多学科的诠释，对《离骚》内容的认识不但具体化、细致化了，而且对其主旨、意涵的理解也深刻化、丰富化了，这要比仅从知人论世和政治伦理上解释为“遭忧”说、“忠君”说、“忧国”说要合理全面，而且对《离骚》中男女之喻的理解也更恰当灵活。
严谨扎实与大胆创新的结合学术风格
该书在学风上的特点是严谨扎实与大胆创新的结合，读黄先生的书和文章给我最大的印象是资料的丰赡与识辨的精审，这在其《楚辞异文辩证》和《楚辞章句疏证》中均有充分的体现，从小的字词、名物、典制的考订到文句、段落的理解再到主旨的把握均以熟稔文献、推断入理、考辨谨严为特色，工夫笃实。无疑，这样的治学特色与《楚辞》自身文字生僻、词义古奥、名物奇异、文句诘屈及意象缥缈、情感激荡、主旨幽深的特点是吻合的，这样的研究是科学的，其创新也意味着《楚辞》研究的实质性进展。
该书在对字词和文句解释的部分也充分发扬了这一特色，从文献出发，用扎实工夫逐层推进，逻辑严密，如抽丝剥笋，其识见令人解颐。相比以前的著作，该书对材料的选择更加精当，要言不烦，而且在许多地方由于新材料（既包括大量的出土文献，也包括许多过去未及的传世资料）的使用带来了学术认识的深入，使得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对于学界颇有影响的成说和自己以前的观点也有不少修正，表现出一种勤奋求实、不避前曲的治学精神，尤其值得称道。如王逸用“与玦即去也”解释《九歌·湘君》之“捐余玦兮江中”，认为捐玦有分别之意，此与《左传》《庄子》《荀子》等文献所载及许多汉人的说法一致，为洪兴祖沿用，在今天《楚辞》学界几成定论，但是细想却有说不通之处。黄先生据甲骨文、古文献知上古用玉祭河，又据包山简、望山简、天星观简和新蔡简祭大水用环，祭司命、司祸或用环或用少环之例，进而推断少即缺，少环即玦，捐玦即沉玉祭河，未见有决绝之意，此诚为真见。再如《九章·怀沙》“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之“本迪”很难理解，王逸注为“远离常道”，与原文并不吻合，朱熹《楚辞集注》则径标“未详”，后人众说纷纭。黄先生认为刘永济用“不由”解“本迪”较为有理，但不合《楚辞》文例，进而据郭店简、马王堆帛书、上博简、新蔡简认为“本迪”当作“伓由”，伓同倍（即背），由即迪，训道，再据《史记》正义“违离光道”（“光”当“先”之形讹）推知张守节所见唐本作“违”，进一步推定王逸注“远”为“违”之形讹，意为“违离先道（或常道）”，与“易初”并列为文，此可为定论。如此严谨而创新的例子还有许多，限于篇幅，浅尝辄止。
该书论述部分也充分体现了在严谨扎实中大胆创新的特色，以下三处尤足称道。
一是有关《楚辞》十七卷本成书的问题。自王逸在《离骚后叙》中云“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后，人们多沿之云刘向编十六卷《楚辞》之说，如《四库全书总目》即云“刘向裒集”，似是而非。20世纪60年代，汤炳正据五代时王勉所撰《楚辞释文》将十七卷本成书分为五期，刘向增辑为十三卷属第三期，王逸增己作《九思》成十七卷为第五期，才将对此问题的认识向前作了推进；但仍有许多疑问未决，如四库馆臣就曾云《楚辞释文》所据本与王逸注底本不同，不能混同，可见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而汤氏具体分期和编辑的考订亦有未洽。黄先生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心雕龙》《玉篇》《隋书·经籍志》、洪兴祖《考异》、赵希弁《读书附志》、吕祖谦集注《离骚》、王国维批校语和大量的汉赋以及类书、古注中的相关资料，再参考六朝遗物“象牙书签”和《楚辞释文》，尤其是仔细分析了王逸序与注在内容、体例上的前后差异，认为王逸辑本为十六卷，而《章句》只有十一卷，盖未竟而卒，所以六朝时传本为十一卷；今本《七谏》以下五卷的章句盖王逸之子延寿或无名氏所作，故颇不逮逸注；至初唐已出现合王逸章句与续补章句为一书的十六卷本《楚辞章句》，故《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皆著于录；十七卷本首见于收录《九思》及其注的《楚辞释文》，说明至五代时才出现，北宋陈说之再据此本调整而广为流传。应该说这样的研究，资料丰富，考辨笃实，分析深刻，基本廓清了东汉以来《楚辞》及《章句》的成书过程。
二是有关《九歌》源流与性质问题。王逸之后，人们对《九歌》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忠君爱国、民间祭歌、楚郊祀歌和汉人创作等说法，有关《九歌》源流、创作与屈原的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文献的不足直接导致了学术诠释的纷歧。从王逸《九歌序》入手，充分依据各类文献，汇综多学科知识，黄先生作了分疏研究：在考察了《离骚》、《天问》有关《九歌》的记载后，借鉴《诗经》之《生民》、《玄鸟》等创生诗，参考出土的夏代器物及图案，再根据甲骨文、金文“九”字形体和《左传》、《淮南子》、《史记》、《山海经》、《水经注》、汲冢书及上博简、王家台秦简等的记载，作者推论《九歌》最初为禹乐，为夏后氏社歌，作者可系于启；又据上博简《容成氏》、《史记》三家注、《逸周书》、《尚书》、《战国策》、清人研究以及楚地出土的大量战国祭祷简，尤其是考虑到《九歌》中云中君、大司命、东君、河伯四神和大量的词汇、名物、意象，作者推知夏灭亡后遗民南迁将《九歌》带到了沅湘一带，并融入越文化因素，渐变为地方民间娱神之歌，二《湘》、《少司命》、《山鬼》即源出越人之作；再依据《九歌序》、《离骚》、《天问》、包山简所祭神和楚先、郭店简《太一生水》、战国《楚帛书》、甲骨文所载祭神、《说苑》古越歌等内容，尤其是深入分析了《九歌》诸篇排序和《东皇太一》、《国殇》所祀之神及诗中的字词、名物、文句，比较十一篇的用语、用事、用韵之后，作者认为《东皇太一》和《国殇》来源于楚，当为屈原所作，《九歌》十一篇语言、用韵、风格一致，排列有序，屈原的著作权无可置疑。如此细致深入地论述，条分缕析，均资料翔实，逻辑严密，破旧立新，可谓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推进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
三是有关屈原咏叹伍子及《九章》作者的问题。屈原在《九章》之《涉江》、《惜往日》和《悲回风》中三次以同情、赞扬的口吻称引“伍子”；但是历史上伍子胥挟吴败楚，所以南宋魏了翁认为此“伍子”指伍奢或伍尚而非伍员，后人又有伍举说、太康五弟说及至否定屈原作此三篇说。然而从屈原的称引来看确指伍员无疑，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对此，学界流行的说法是屈原对伍子胥作了单向性选择（即只取其忠于吴）。黄先生据《离骚》、《哀郢》等作品中屈原始终对楚国、故乡眷恋不舍的事实，认为用屈子单向性来解释失之草率、简单。他根据郭店简、上博简所载“子胥”的言论及清华简的记载，认为实际上楚人并不把伍子胥视作叛臣、贼子，进而指出这要从上古的复仇文化来认识，研究由此转向深入。从“雠”字古注应为“父怨”入手，黄先生考察了《周礼·调人》及郑玄注、郭店简《唐虞之道》、《天问》、《孝经》等文献，尤其是深刻分析了《礼记》、《公羊传》、《左传》等有关上古为父复仇的记载，认为若国君杀臣，臣子可弑昏君，也可因父奸被明君所诛而出奔，均被时人歌颂，伍子胥父无辜被杀，所以他败楚天经地义表现的是孝，其事吴尽心却被杀体现的是忠，其先孝后忠之举与孔子“子为父隐”、郭店简《六德》“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等时代伦理观念一致，屈原称引伍子胥是很自然的，再考虑到楚怀王客死于秦而其子顷襄王却有迎秦妇之举，屈原三次称引伍子似有暗斥顷襄王之意。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黄先生依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作了深入挖掘，不但事实清楚，而且探触到了古人伦理、文化的深处，其论述令人解颐、给人启迪。
除了以上三例，其他论述也均具扎实严谨与大胆创新相结合的特色，不妨说该书是以扎实的文献工夫为基础，以严谨的考辨、论述来展开，最终得出了大胆创新而有实质意义的成果。
该书是作者长期积累与勤奋思索，贯以精益求精之精神结出的硕果，笃实醇厚，体大思精，属黄钟大吕、太羹元酒性质的上乘之作。自然该书也有不足，如有的地方校对不严出现了错字，有的地方泛言通假不够精审，有关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作品的分析也尚待深入，但毕竟细微而稀少，瑕不掩瑜，该书确是楚辞研究的新收获。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宋代经学与《楚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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