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说犹太民族是一个“早慧的民族”，使得犹太民族“早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教育；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说：“如果要让我用最简单的语言描述犹太历史的基本内容，我就用这么几个字：质量胜过数量。”而实现质量胜过数量的手段也是教育。从1901年到2008年间共有75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163位是犹太人或具有犹太血统。犹太民族以占全球人口0.25%的比例，占据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中22%的比例，造成这一令人惊异现象的根源也在教育。犹太民族在科学、商业、金融、宗教、艺术、军事等方面的非凡成就其实是犹太民族特性的一个外化，恰若果园里的一株产量超常高，品质特别好的果树，枝头的硕果只是外在表现，其超常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根”其“本”，这个根本就是教育。
遭际塑造民族，教育成就民族
纵观犹太历史，特殊的民族遭际把犹太人塑造成了一个教育型的民族。在1800多年的流散中犹太民族在犹太教上帝雅赫维指引下找到了尘世中的上帝——教育。有人甚至更进一步称，犹太民族的信仰中同时存在两个上帝：在宗教精神世界信仰上帝雅赫维（在希伯来文本中上帝有3种称谓：JHVH、EL和Elohim，“耶和华”事实上是基督教对上帝一词的一种误读，其真正的读音已经失传）；在现实世界信仰教育。系统的犹太教宗教教育维持了犹太民族对上帝雅赫维的信仰，犹太教成为维系民族生存的精神纽带。一刻不敢懈怠的宗教教育也奠定了犹太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这一传统在近现代延伸到世俗教育领域，使得犹太民族成为当今世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民族。高等教育是培养精英和尖端人才的必需，作为一个流散民族，犹太人一直渴望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1466年，在意大利西西里岛，连能够放下一只脚的地产也被禁止拥有的犹太社团向国王约翰二世（King John II）申请创建一所犹太大学遭拒。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来，以色列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正如流散犹太人的命运一样充满了艰辛曲折。1924年成立的以色列理工学院和1925年创建的希伯来大学都是在尚未建国，并且不断遭到阿拉伯人暴力干扰和袭击的情况下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尽管如此，犹太民族高等教育之梦终于在“应许之地”变为现实并不断发展壮大。
以色列国土狭小，实际控制面积只有2.2145万平方公里，一半以上是荒山和沙漠。另外，以色列国还是一个贫油国，石油严重依赖进口。除了死海里的钾盐，其它自然资源亦极其匮乏，正如开国总理本-古里安说：“我们（只）拥有阳光、沙漠和人脑”，“我们要让沙漠开满鲜花。”这个国家西临地中海，北、东、南三面处于20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自1948年建国以来，进行了5次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的中东战争，每一次都成为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因战争之故，以色列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多年来一直位居世界前列。长期以来，世界的目光往往被巴以动荡的局势与和平进程吸引，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以色列的时政、军事、经济、阿以冲突等方面，教育的成就几乎淡出研究者的视野。近年来，以色列这个建国只有60余年，人口仅有760万人的“小”国，先后有三位本土自然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以色列高等教育的价值日益凸显。
建国后，以色列作为世界上安全形势最为严峻的国家之一，在国防安全方面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尽管如此，以色列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却多年保持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在国家生存、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很难用数据去估算。在选择大学管理模式时，以色列大学的创办者们选择了德国洪堡大学的办学理念——行政自治、学术自由，同时又吸收了英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并将犹太传统的教育思想也很好地融入犹太人自己创办的大学之中，从而形成了犹太高等教育的独特之处。
建国后犹太高等教育体系发展成为以色列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以色列政府为了强化高等教育职能，运用立法手段管理教育。1953年通过《国家教育法》，基本上从各党派手中收回了基础教育管理权；1958年，以色列政府颁布《高等教育理事会法》，将建国前已经成功运作的高等教育模式和理念用国家立法加以确立和保障。根据教育法，以色列国家是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应该说，政府完全有实力和可能收回或者限制大学的自治权力，但是以色列政府选择了继续保持建国前的大学行政自治和学术自由传统，而且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为大学的自治构建了法制安全网。很多研究者关注以色列政府高比例的教育经费的投入和高等教育的具体成就，而对以色列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传统的保持，以及国家的立法保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高等教育的成功发展不仅仅是经费投入多少的问题，更是国家如何科学行使国家管理权的问题。高额教育经费的投入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可以使一个国家短时期内成为高等教育的大国，但不一定是高等教育强国。管理者必须按照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科学的管理，才能避免陷入高投入、大规模、低质量的怪圈。以色列作为一个教育型国家，在极其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以及沉重国防开支的重压之下，其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借鉴的成功范例。
教育型民族成功之经验
犹太民族缘何如此重视教育，教育又缘何发展得如此成功呢？可以说，这既有历史传统的因素，也有现实的考量。
（一）知识分子在历史上长期占据领导地位
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破了圣城耶路撒冷，拆毁城墙、焚毁圣殿。罗马人按照既定军事战略，将数万青壮年犹太人卖作奴隶，大批犹太人因此离开耶路撒冷，开始了历史上的“大流散”。中东地区因处欧亚非交界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历史上战争不断，少数民族的生存处境因军事征服变得异常艰难。曾经活跃在中东历史舞台上的很多民族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太民族在国亡、殿毁、民散的历史境遇之下，原有的世俗政权和犹太教高级祭司阶层掌控民族生活的状况不复存在，犹太民族出现了领导力量上的真空。就在群民四散、局势几近失控的历史瞬间，犹太高级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精英和民族拯救者，以言论作号召、以知识为力量，迅速重新组织起犹太民族生活。约翰兰?本?撒该（Johanan Ben Zakkai）在贾布奈（今巴勒斯坦地区靠近地中海的一个小镇，古代著名的贾布奈经学院所在地）一所不起眼的经学院内，召集一批犹太教高级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展开一场静悄悄的文化改革，呼吁犹太人研读经文，回归宗教生活，坚定一神教信仰，史称“贾布奈革命”。
“贾布奈革命”在流散状态下帮助犹太人找到了精神和文化统一性的力量，由此也找回了濒临灭绝的犹太身份。这场革命使得拉比（犹太教神职人员，同时也被认为是犹太人中最有知识、最博学的人）阶层开始登上犹太历史舞台，并承担起民族教育和监护人的角色。在以后近2000年的大流散中，以拉比为主体的犹太知识分子一直在领导着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并行使着宗教、教育和文化方面的管理权。对于这个失去地理疆域的民族来说，知识分子的领导主要体现在精神疆域之内，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有：宗教经典《塔纳赫》（TANAKH）的编撰、正典化，《塔木德》（Talmud）的编撰，灵活诠释各种经文以适应现实需要，编纂各类犹太生活法典以指导民族生活，回答来自社区内部及社区以外犹太人提出的种种问题。拉比和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在社区获得了崇高威望，直接影响了整个犹太民族的重视教育的价值取向。
（二）教育神圣和至上的传统
要让每一个民族个体都恪守犹太教规，首先要让民族个体受到教规内容的教育。因此，学习犹太教律法和传统几乎成为每一个犹太人的必修课。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把教育的义务和责任赋予神性，这无疑是一个具可行性的做法。犹太知识分子以上帝雅赫维之口教导以色列人：“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圣经·申命记》第6章第6节）《圣经》的《箴言》第1章第7节中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圣经后典》的《便西拉智训》讲到：“智慧即是律法,这律法实际上也就是至高上帝的圣约,由摩西向我们颁布,成为以色列人的传家宝。”
在工业化时代，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常常带有强烈的世俗功利性，这无可厚非。但一味追求世俗功利，将会使教育变得淡然无味，最终丧失其本质。在以犹太教为民族宗教信仰的犹太民族思想中，教育在具备世俗功利性的同时，又被赋予了神圣性，“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是宇宙中唯一的神雅赫维与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立下的神人之约。这一约定将犹太民族带入了非同凡响的境界。
犹太民族坚信“世界只是因为学童的呼吸而存在”，“即使为了重建圣殿，也不应终断了对孩子的教育”，“没有学童的城市将遭毁灭”。在以色列卫国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之时，以色列百废待兴，新生的以色列议会中，个别议员认为在国家生死未卜的时刻，应该暂缓实施义务教育。不过，绝大多数议员和民众中都认为，无论在什么时候，教育都应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在独立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负责教育事务的两名官员开始起草《义务教育法》，在亡国威胁尚未完全解除的境况下，1949年9月国会审议通过了《义务教育法》，规定5岁以上的儿童必须接受强制的免费教育。在国家面临强敌威胁之时，以色列国会通过的第一部法律是《义务教育法》，而不是别的应急法律。可见，以色列将教育视为关乎民族生存的大计。教育至上、教育神圣性的观念塑造了一个教育型的民族——犹太民族，也塑造了以这个教育型民族为主体的教育型国家——以色列国。
（三）紧迫的现实需求
1800多年的流散史，犹太民族遭遇了形形色色的反犹主义，对犹太人的种种限制、随意驱逐、掠夺与屠杀时有发生。一个寄居在其它主体民族屋檐下无家可归的民族，随时随地都有被任意处置的可能。近现代以来，随着解放运动的开展，犹太人开始接受主流价值观念，以期成为散居国平等的公民。与此同时，放弃犹太教和犹太身份，选择文化同化的趋势在加强，这对现代犹太民族的生存再次构成挑战。但无论何种情况下，教育似乎成为犹太人一种重要的生存方式，不间断的、世代相传的宗教教育既是维系民族自信心、凝聚力的无形力量，也是使犹太民族免于被同化命运的强力纽带。生存的诉求使得大流散中的犹太民族成为古代识字率最高的民族，成为历史上最典型的崇学尚智的民族。
紧迫的现实需求和丰厚的教育回报使得以色列政府坚信：“教育的投资就是经济投资”（以色列第5任总统伊扎克·纳翁语，卸任总统后，出任教育部长，兢兢业业，传为美谈）； “犹太历史的基本内容只有一条，即没有教育就没有未来”（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语，他是极具个性色彩的以色列社会活动家、政治家）。
当代的以色列，国家生存安全是第一需求。国防的现代化、高精尖武器的国产化，特别是核武器的研制和成功制造，使得人口、国土面积、自然资源占绝对劣势的以色列，得以在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生存、发展，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成为“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应该说，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所进行的人才培养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1973年“十月战争”中，以色列初战失利，武器弹药库存仅能维持四天；而法国出于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压力，对以色列实行了军事禁运。结果使得以色列在战争中显得非常被动。好在当时以色列已经拥有核武器，对阿拉伯国家形成了威慑力量，才促使埃及于10月22日，叙利亚于10月24日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中东问题就地停火”的“338号决议”。须知，在以色列核武器以及其他先进武器的研制和生产过程中，犹太复国主义以来发展起的高等教育为之提供的科学技术、人才资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4次中东战争的教训使得以色列认识到，进一步发展自己独立、发达的军事工业之必要性。此后，政府对大学军事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入都大大加强了。今天的以色列，因教育带来的科技和人才产出效应使得以色列已经跻身世界科技和军事强国之列。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
（实习编辑 邢新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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