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尼尔与易卜生

    奥尼尔是美国民族戏剧的奠基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易卜生是挪威剧作家，他对奥尼尔有何影响呢？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奥尼尔经历了对易卜生早期的简单模仿，中期的努力超越之后，最终在一位巨人的肩上诞生了另一位巨人。

    奥尼尔为什么会选择易卜生作为自己创作的领路人和自己早期的精神导师呢？

    初遇与诱惑

    1905年的奥尼尔还在康涅狄格州的贝茨学校一边扮演合格学生的模样，穿戴得整整齐齐并且赢得父亲的赞誉，“尤金总是埋头于书本”，而另一边又在整日混迹于各种沙龙的哥哥吉米的引领下开始出入于百老汇。而此时的百老汇上演的大部分剧目都是哗众取宠的闹剧，是否是因为奥尼尔对这些闹剧的不满要寻找他理想中的戏剧形式转而研读《易卜生主义的精华》，我们不得而知；但在这一年，萧伯纳的这本书在奥尼尔的生命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本书就像是奥尼尔戏剧创作的理论指导，他后来创作中的很多观念、技法和思路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源头。在今天看，与《易卜生主义的精华》的相遇，对懵懵懂懂的奥尼尔来说，无异于开启了一扇天窗，在这扇窗户里奥尼尔第一次看到了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的身影，而此后这个身影一直萦绕在奥尼尔的心头。

    1906年5月23日，戏剧大师易卜生与世长辞。1906-1907年，美国百老汇上演了《玩偶之家》、《海达·高布乐》和《建筑师》等剧以示悼念。年轻的奥尼尔对其戏剧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不仅看了几乎所有的演出，而且对《海达·高布乐》更是情有独钟，连续看了10场。数年后诗人依然清晰地记得这次精神上的遭遇：“那次经历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戏剧世界。它第一次给了我蕴藏真理的现代戏剧的概念。”从中不难看出这次对易卜生的直观感受在奥尼尔的戏剧道路上所起的作用。

    1912年在奥尼尔的生命履历上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奥尼尔在经历了自杀、离婚之后，因肺病在圣诞夜住进了疗养院。所有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折磨在疗养院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一下子减轻了不少，他不但有时间来仔细思考自己的未来，阅读大量自己喜欢的书籍，还有兴致与病友谈情说爱，虽然这是被明令禁止的。其间，他创作的一首滑稽诗似可以看作是诗人的自况：“牛奶一杯饮过/在荒野中/你在我身旁咳嗽/啊/荒野是十足的天堂！”

    在这“十足的天堂”里，奥尼尔阅读了大量书籍，其中当然也有易卜生。许多的奥尼尔权威传记作家都曾提到过诗人在盖洛德疗养院里阅读的作品中有易卜生的剧作。不知是因为奥尼尔冥冥当中意识到他即将开始的戏剧之旅上会经常需要易卜生的引导，而他又不愿被别人洞悉的缘故，还是有其他原因，在他谈起这段疗养院的生活时最常提到的作家是斯特林堡，而对易卜生则几乎是闭口不谈。不可否认，斯特林堡也对奥尼尔的整个创作生涯起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奥尼尔也曾在不同的场合承认这种影响的存在，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当奥尼尔向汉密尔顿·巴索谈到他在疗养院读斯特林堡作品的感受时，诗人却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些“马脚”：

    就是因为读他的剧本，首先是使我头一遭看到了现代戏剧可能是个什么样子，而且头一回赋予我灵感，以迫切的心情亲身去为剧院创作。

    我们不会忘记奥尼尔在回忆看《海达·高布乐》时所说的一番话，或许是诗人自己“忘记”了。如果这句话表述的对象换成易卜生，我们丝毫不会感到惊讶。

    奥尼尔自己也认为盖洛德疗养院是他再生的起点。离开那里一年之后，他就希望回去作一次访问，他对主治医生莱曼说，“如果重访诞生之地是甜蜜美好的，那么重游再生之地将会双倍地甜美”。奥尼尔对这段经历的感激之情不言而喻，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能够在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阅读他喜爱的书籍，整理一下自己以往的思绪，并最终做出了令美国剧坛感到幸运的决定。如果没有奥尼尔在盖洛德的这半年生涯，整个美国戏剧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模样。

    内在的气质吸引

    奥尼尔之所以会在诸多的剧作家中选择了易卜生，深层的原因是奥尼尔在这些戏剧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易卜生戏剧中表现的主题或者说表达的思想是和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与周遭的社会历史环境相契合的。他的一生是在挪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甚至整个欧洲的风云激荡中、在自己的祖国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度过的。早期弥漫着浪漫色彩的历史剧中对英雄的推崇，中期充满批评精神的社会问题剧中对挪威社会的无情揭露与嘲讽，后期神秘色彩渐浓的象征主义戏剧中对内心的剖析都与易卜生的上述经历密切相联。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易卜生剧作中出现了几个最常见的主题：对自由的向往、“向高处走”的渴望和理想主义的慰藉甚至有些虚无的“乌托邦”思想。而对奥尼尔影响甚巨的易卜生剧作除了《玩偶之家》、《海达·高布乐》和《建筑师》等剧外，还有《布朗德》（Brand）和《培尔·金特》（Peer Gynt）。奥尼尔在经历了精神的苦闷（母亲因自己的降生吸毒、第一次婚姻的精神折磨），灵魂的无所归依（对早期信奉的基督的抛弃），生命的四处飘零（出海探险与水手生涯）和肉体的难言之痛（令人恐惧的肺结核）后，他对于自由有了更深的体认和向往，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寄希望于易卜生式没有束缚和压抑的“高处”。

    易卜生在《布朗德》等剧作中表现出的对理想主义的执着甚至对“乌托邦”的精神依赖也让奥尼尔沉醉，因为奥尼尔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不但奥尼尔和易卜生一样崇尚理想主义，而且他的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易卜生的“乌托邦”。1922年，奥尼尔在接受《美国人》（American）杂志采访时说：

    我们所能赢得的每一个胜利，永远也不可能是我们所梦想的胜利。问题在于，生活本身是毫无意义的。是梦想鼓舞着我们奋斗不息，努力不息，生活不息！所谓实现梦想，在占有这一狭义上讲，只是一种失去了活力的终结。能够完全实现的梦想，是不值得梦想的。梦想的境界越高，完全实现的可能性就愈小。但是你不应该认为既然这是一条真理，便说我们应该只梦想那种容易实现的梦想。如果一个人所追求的是一个永远也达不到的目标，这无异于预先给自己安排了失败的结局。但是他的奋斗便是他的成功！他便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意义：如果一个人的生活目标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如果能为了具有崇高的价值的未来而和自己的内心的以及外界的敌对力量进行斗争，那么他的生活也就有了意义。这样的人物必定是悲剧性的。但是，在我看来，他绝不是令人沮丧的，而是令人振奋的！

    “能够完全实现的梦想，是不值得梦想的”，这就是易卜生式的理想主义，而这段话的后半部分俨然就是在说布朗德。奥尼尔就是美国的布朗德！他们都具有这种古希腊悲剧英雄的精神，明知自己的理想无法最终实现，自己的命运已被神注定，但依然要去奋斗，尽管最终会失败。

    奥尼尔与易卜生不但因为都追求近乎绝对的理想主义而在内在气质上存在相通性，而且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产生的相似的生命体验让这种相通性更具有了可信性。童年的易卜生过的是丰裕高贵的生活，但是父亲破产后，他的境遇急转直下，不但物质匮乏，更重要的是遭受了精神上的冷落。因此他有一种对财富的向往和维持自己“精神贵族”的心理需要，海达、布朗德等就属于这种精神贵族，就像翻译家潘家洵先生所言，“‘海达·高布乐’这剧本指出了‘精神贵族’的精神破产”，而培尔·金特对世界的追逐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易卜生的心理。同样，奥尼尔不但在年轻时生活困顿，而且对于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人来说，更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但是“忧郁的爱尔兰人”在美国不受当地人欢迎，并且作为演员的父亲詹姆斯也无法给奥尼尔带来精神上的优越感。同样的切肤体验，让两位诗人在很小的时候就不约而同地把自己高贵的精神寄放在戏剧中（在父亲破产后，易卜生经常和弟妹们在家里演戏，以逃避外界的冷遇，他最拿手的就是和弟弟演“腹语戏”，类似于中国的双簧。而奥尼尔也曾经在父亲的戏里客串过角色）。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两者对海的依恋。易卜生“从小便喜欢站在海岸边欣赏海景，倾听海浪的细语和吼声”，敏感细腻的易卜生在面对大海时，找到了一个诗意的想象空间，并且把这种想象内化到他的很多作品里，比如《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做过水手和船员的奥尼尔亲历过大海，他的海上历程以及与水手的友谊是他终生都引以为豪的，甚至在凄楚的晚年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奥尼尔也把自己对海的体验内浸到他的许多创作中，比如几乎早期的所有剧作。

    易卜生内在精神气质给予奥尼尔的巨大吸引力，让奥尼尔在戏剧生涯的初期有些难以适从，似乎易卜生的气质已经溶进了奥尼尔的精神内核，让后者的剧作经常在不经意间向挪威人靠拢，有时甚至控制不住自己把挪威人的剧情和人物都搬了过来。但是在文学史上，在创作初期模仿别人是除了几个具有绝对经典性与原创性的诗人之外在所难免的事情，更何况是具有如此相近气质的奥尼尔之于易卜生。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