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在西安一家旧书店淘书，惊喜地发现《正路》杂志创刊特大号，及第1卷第2期，皆为23开本，品相又都在八成以上。两本索价竟然要10元钱，我毫不犹豫地拿下。当年这10元钱，在西安下馆子，可以美美地吃两天，我的月工资也才106.06元。
将这两本杂志请入书房后，我就特意留心上海湖风书局印行《正路》杂志的相关资料。
1933年至1934年，正是我国杂志期刊出版发行的黄金时代：当时正常出版的杂志，数量之多竟达1200余种。
北大图书馆1956年12月编辑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旧期刊目录》（以下简称《目录》），所录民国期刊有9000余种。这期间，杂志期刊出版之复杂，是可想而知的。比如，1932年4月柯伯年主编的《研究》，仅出一期而终刊（见许涤新《风狂霜峭录》）；1946年创刊的《北平学风》，也仅见到一期（见《目录》）；由王独清主编的《我们》月刊，1928年创刊，仅出过三期（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123页注文7）；1945年，傅雷与周熙良合编的《新语》半月刊，也仅出过五期（见傅敏、罗新璋《傅雷年谱》）。
1933年6月1日创刊的《正路》杂志，1933年7月第2期，即为终刊号。它在历史上仅仅存在过这两本，且都在我的手中。阳翰笙说：“上海湖风书局是‘左联’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惟一的、自己的出版机构。”（见《古旧书讯》1982年第2期《关于湖风书局》）
由张耀华主编的《正路》杂志，是继丁玲主编《北斗》杂志（1931年创刊，月刊，1932年出至2卷第4期停刊，仅出8期）之后，“左联”的机关刊物。张耀华当年与宋庆龄关系友善，是在冯雪峰领导下展开工作的。当时，冯雪峰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参见《宋庆龄在上海》）
《正路》杂志，是一本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的综合性杂志，公开出版发行，涉及内容有政治、经济、时事等方面的论文，还包括文学创作和翻译。主要撰稿人皆为中共早期重量级文化名流：艾思奇、茅盾、许涤新、杜国庠、周阳、楼适夷、郭沫若、艾芜等。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他23岁时写成的第一篇哲学论文《抽象作用和辩证法》，就是第一次以笔名艾思奇发表在《正路》杂志创刊号上的。从此，艾思奇这个名字名扬中华。
许涤新原名许声闻，他首次用许涤新这个笔名，也是出现在《正路》杂志上。从此，他以笔名行世。
杜国庠的一个重要笔名林素庵，也是首现于《正路》杂志。
为何《正路》杂志仅出两期，就停刊而遭查封呢？因为主编张耀华遇害。
读书渐多，我便对手头上如此重要的《正路》杂志，产生了疑惑。依我多年搜集民国期刊的经验，西安，并不占天时地利。我虽然曾得到过《我们》月刊，仅为第2期；《语丝》亦仅淘得一本；张天笑主编的《星期》杂志，还有《文潮月刊》、《开明少年》、冯玉祥题名的抗战期刊《希望》，统统都是单蹦儿，极少有机会碰上这么重要杂志的创刊号。如此重要的杂志，居然还是一前一后的两本，仿佛天上掉馅饼儿一般，美美地落在我头上！也忒容易了吧？
后来我才知道上当。我手头的两本《正路》杂志，并非原装货，而是影印本！以前，我仅知道上海书店20世纪80年代出版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影印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过“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影印本。岂不知，上海文艺出版社早在1959年11月，即影印了《正路》杂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之一，定价0.95元，统一书号为1007824，中国分类号K202。其影印本印数不详。可能两本《正路》杂志的外面，还有一函黄色精装书套。
如何辨别原本与影印本呢？
所谓影印本，在创刊号目录页之“目录”左边有一枚黑字长印：“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藏”（为朱文篆字）。其“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编辑例言云：此丛书是“革命文学刊物的影印本”，“保存下来极少”，“不易得到而有很大参考价值”，“内部发行”。原版则无此长条黑印。这同1922年10月增订四版《尝试集》的辨别一样，要非常小心才好。原版《尝试集》在版权页前后，有上海亚东图书馆整页广告数张，而上海书店之影印本，在此重要的地方，则无一页广告。当然，20世纪50年代末的纸张与30年代纸张之差别，民国版本之资深读书人，一看颜色即可分得年代之久远矣。
抗战期间于广西出版的所谓新版《正路》杂志（见《广西大百科全书》第1016页，而《目录》未录），乃彼《正路》，非上海此《正路》也。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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