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拍的鲁迅母亲和朱安的照片

    顷读《博览群书》2011年第4期载谢其章先生《鲁迅母亲和朱安相片首次面世》一文，旁征博引旧藏报刊资料，用以说明刊登于《实报半月刊》“悼伟大文人鲁迅特辑之页”中的这组（主要是鲁迅母亲和妻子朱安的两幅）照片之重要价值在于“第一回透露了当时外界不知道的鲁家内情，第一次向社会公开了鲁迅母亲和朱安的照片”。该组照片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已是不争的事实，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乔丽华著《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中也使用了这组照片中的鲁迅母亲与朱安的合影及朱安守灵的单人照，用的正是同一种刊物。但作者较为谨慎，没有着意指明这是“首次公开”，或许在其掌握的资料中，较之更为重要的也不在少数。毕竟个人的阅读量有限，话说得太满，难免失之偏颇，况且还有着不少有待释疑之处。如拍照的时间和人物，就值得下些功夫弄清楚。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逝世后，天津各界也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鲁迅的悼念：《益世报》发表了社论《悼鲁迅先生》，高度赞扬了鲁迅的民族气节和伟大人格；《大公报·文艺副刊》则独辟蹊径，推出了外国人纪念鲁迅专刊，刊发了英国教授谢迪克和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纪念文章，还配发了鲁迅的照片，让读者从外国友人的评价中，看到了鲁迅在世界文坛上的价值。《诗歌小品》、《文地》等杂志也都刊发了悼念文章；知识书店举办了鲁迅图片及著作展览；天津的文化界还举行了鲁迅追悼大会。（参见孙玉蓉《20世纪30年代天津报刊中的鲁迅情结》，《理论与现代化》2004年第5期）

    被中国传媒界称为“北方巨擘”的《北洋画报》，刊发了鲁迅的相关照片和纪念文章。查1936年10月27日出版的天津《北洋画报》No.1470中就曾刊登过谢文提到的这帧“婆媳合影”照（见压题图）。该刊为8开本，使用铜版纸印刷，无论是图版大小和清晰度都较那本32开本的新闻纸胶版印刷在质量上要优胜不少。更重要的两点是：出版时间较“民国廿五年十一月一日（即1936年11月1日）出版”的《实报半月刊》第二年第二期“悼念鲁迅先生特辑”要提早五天；而且照片的说明文字中注明“故名作家鲁迅之母（左）与妻（右） 宋致泉摄”。解决了谢文中对《世界日报》记者和“介夫”两位是否为拍摄照片者的怀疑问题。唯拍摄的时间仍不能确切考证出来，设定在10月20日至26日一周内，应是无疑的。摄影家的名字一经点破，相信谢先生便会有种恍然大悟之感，因为在他自己收藏的那套《实报半月刊》中，不难读到“致泉摄”、“本版图片均为宋致泉摄”、“宋致泉摄寄自平”等字样。实际上再往前查阅，1936年10月22日即鲁迅去世三天之后，就在《北洋画报》No.1470期中占用半个版面刊登了巴人《哀悼鲁迅先生》文章及《十九日在沪逝世之文坛名作家鲁迅像》、《上海万国殡仪馆中任人瞻仰之名作家》、《鲁迅所遗之家属》图片三帧并《鲁迅生前致其友人之遗札》一帧，虽略去了收信人的名字和写信日期，经学者考证，当为书致天津天下篇杂志社编辑的。该页图文虽未署“专辑”“专页”之类，但纪念的意义已在其中了。

    或许这与谢先生的专谈北平方面悼念鲁迅情况的主旨有点出入。但是，这一时期平津两地的文化交融是十分密切的，北平的文化人常常借助天津的报刊开办专栏，天津的报界也乐得联络北平的文化人主持或提供图文稿件充实专栏的内容。这在阅读这些旧报刊过程中是不难发现的现象，也是值得研究者在查阅资料时拓宽思路和注意扩充范围的地方。

    笔者曾试图查找有关宋致泉的生平简历，收获甚微。

    在《实报半月刊》的编辑部门工作流程介绍中，刊有宋致泉照片和 “主任摄影”的文字说明，使我们能在将近75年之后，一睹向社会大众曝光鲁迅母亲和朱安照片的拍摄作者的容貌，应当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实在说，他的新闻照片（或可称摄影作品）具有题材广泛，远播南北的特点，前者涉及时政、军事、文化、教育、体育、民俗、边塞风云、战地硝烟等等场景；后者则体现在北方的《文华》、《中华月报》、《北洋画报》；南方的《中国学生》、《康健杂志》、《东方杂志》等都曾刊登发表过他拍摄的新闻照片，期限在1920年代末至抗战爆发时。

    据陆诒先生回忆：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担任上海《新闻报》记者的他就和范长江、小方（方大曾）、还有北平《实报》的记者宋致泉，在得到我军全线应战的消息后，即一同出发赴长辛店、保定等地，冒着日军炮火从事战地新闻采访。从这样的记录推断，以宋氏的职业性质，也应当拍有相当数量的照片，如果保存下来，必将成为书写中国抗战史的重要资料，可惜笔者一时没有查见。除去新闻摄影作品外，作为报社的记者，宋氏是否还有报道文字存世呢？也是值得探究的事情。此后不久，方大曾失踪，被誉为“抗战时期第一个为国捐躯的记者”（陆诒语），2000年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了《寻找方大曾：一个失踪的摄影师》一书，收录了友人及亲属写的研究、悼念文章和事主的通讯、摄影作品，值得留意。然而，有关宋致泉的信息，却只在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中检得一条记录，1940年12月26日条：“伪华北情报局宋致泉当周作人出任伪职之际来为之照相。”这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的局长管翼贤创办了北平《实报》并任社长，抗战爆发后不久，他转身投靠日伪政权。抗日战争胜利后，管翼贤以汉奸罪被拘捕。1946年11月5日，被国民政府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处死刑。想来北平沦陷后的宋致泉还是从事着自己的老本行，他日后的声名遭到封尘，或许也是因这“伪”职而受到牵连吧？大千世界，纷繁复杂，世事难料，鉴于资料的缺失，我们很难妄下结论。对历史人物资料挖掘研究和公正评价，有待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