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新闻社会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取向开始登上传播研究的舞台。在这一领域中最受推崇的著作就是赫伯特·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在这部作品问世以前，对于新闻生产的研究是如此之简单，以至于人们一提及新闻报道，要么就觉得它是对新闻事件的客观呈现，要么就觉得它完全被统治阶级的意志所左右；一提及新闻报道者，要么觉得他们是完全客观中立的社会守望者，要么觉得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与统治者沆瀣一气。然而，自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面世以后，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就变得复杂了，那就是新闻报道既不是纯客观的，也并不总是有意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新闻报道者则既不中立，也不完全听命于统治阶级，合作与斗争无处不在，一切新闻报道的背后都有极其复杂的博弈。
通观整部作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甘斯的研究视野与方法。这些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极具启发的做法为大量新颖观点的涌现和冲破两极化的思维框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与新闻学者不同的是，甘斯没有就新闻作品来研究新闻作品，也没有就新闻记者职业本身研究新闻报道者。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甘斯将其社群研究的经验运用到新闻媒体的观察研究中，将新闻记者作为一个群体放到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研究，考量各方面影响因素的作用，如媒体的拥有者与管理者、竞争媒体的状况、受众需求、广告商的压力等。这样的研究视角摆脱了就事论事的危险，并摆脱了新闻学研究一贯目光短浅的小市民习气。
简单的两极思维往往源自想当然，往往与不太务实的宏大叙事紧密关联。甘斯的书之所以有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深入的经验研究有关。甘斯于1965-1969年以及1975年，两度深入新闻媒体内部，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分析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的运作情况，观察记者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对新闻进行价值判断并且生产新闻。在这些媒体“蹲点”的过程中，甘斯“观察人们的所作所为，尔后与他们讨论其中的方法及理由”，同时“竭尽全力观察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所扮演的观察者这一角色，藉此理解我的在场如何影响研究对象以及我所了解到的信息”。严谨务实的方法为其结论的效度提供了保障。
从这样的研究视角出发，甘斯发现：记者的新闻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个人所进行的选择，而是一种群体行为。新闻记者所具有的恒久的价值观以及新闻媒体内部压力和各种外部压力如同行竞争、广告商等共同促成了他们的新闻判断，并形成了他们的思维定势。一般说来，新闻记者在选择新闻源的时候，由于人手和时间都很有限，只能够积极地追逐一小群历史经验证明是可用的、适合的常规性的消息信源，而以比较消极的姿态对待其他可能的信源。同时在报道过程中也更倾向于关注知名人士，而对无名之辈和边缘团体重视不足。
尽管如此，甘斯仍然强调，记者的新闻选择并不是被决定了的，它可能是一种相互妥协和协商的产物。在《什么在决定新闻》的结论部分，作者将新闻选择最终解释为权力和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消息来源以及新闻记者在日常报道中所遭受的持久压力方面，权力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权者更容易获得新闻记者的关注，也更容易得到他们的信任。而由于新闻时效性的原则，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的效率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就导致了权力并非总是可以为所欲为。比如说，尽管广告商可以对报道产生巨大压力，但由于一些具体的情境以及记者本身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事情完全可能因此向着广告商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所以，新闻从业人员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新闻客观性同样也是协商的结果。在甘斯看来，客观性是新闻从业人员通过某种含蓄的讨价还价，以放弃个体价值来换取新闻选择方面的自主的一种操作方法。然而，真正的客观性是不可能实现的。记者在选择素材、语言的过程中，会将自己的价值判断隐含其中，甚至有时记者会借他人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甘斯还批判性地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新闻从业者通过对客观性和超然的追求来正当化他们的个体自主权，因此这种对客观性和超然的追求已经成为了新闻从业者的意识形态。
然而，甘斯的研究思路并非无懈可击。他力图用建构主义的框架来重新解读新闻从业者的行为，但始终无法摆脱实用主义和本质主义对他的影响，因而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此，甘斯无法像很多更为深刻的批判学者那样继续前行。
在《什么在决定新闻》中，作者归纳了新闻记者具有的八种恒久价值观：民族优越感、利他的民主、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小城镇的田园主义、个人主义、温和主义、社会秩序以及国家领导权。这是这部书广受关注的原因之一，但作为一柄双刃剑，该观点的提出同时也背叛了这部书中强调的“协商和博弈”的基调。这八种价值观在作者的书中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而作者在选取了一些个案阐释这些价值观的同时，难免会落下为证实自己的观点而刻意寻找特殊案例的口实。因此，尽管从现象入手的甘斯力图避免“六经注我”的危险，但为了获得确定性的论断，他还是不能摆脱先入为主的问题。
秉承着建构主义思路的研究者，在提出一些确定性的结论时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悖论。尤其是在实用主义理念指引下，非要为现实提出所谓解决方案的时候。甘斯希望记者们能够报道所谓“多视角的新闻”。在他看来，这种新闻应当着力于报道来自所有人口部门与角色的普通美国人的活动与观点。他希望这种新闻能在符号场域中呈现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们：他们怎样看待美国，他们眼中的美国的主要问题，以及他们自己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甘斯提议建立“联邦政府成立新闻基金会”，以实现新闻媒体作为公共事业的“多视角新闻”报道。然而，这种提议在充满了博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场域，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于是甘斯再次陷入了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和新闻学的鄙俗之中。
尽管甘斯没有获得最终的成功，但他仍然向两极化思维进行了勇敢的挑战。这种挑战让我们看到了新闻业中纷繁复杂的合作和斗争，让我们对新闻把关人、新闻价值、客观性等僵死的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是《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最重要的价值。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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